嘉平三年（251）正月，从孙吴方面传来消息：七十岁的吴主孙权，为了防备魏军在自己万一去世之后，直捣都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下令动员十万人丁，在正对建业的长江北岸，一处名叫堂邑的地方（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筑起堤坝堵塞当地一条叫做涂水的河流，以淹没北岸大片地区。王凌得报，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大举出兵反击。他的想法是：只要从中央得到调兵的虎符，即可借机举兵起事。
他的上奏，当然得不到司马懿的批准。王凌无可奈何，只好等待下一次的机会。由于心情急切，王凌走出了相当草率的一着。这是一着什么棋呢？
原来，新任兖州刺史已经来到平阿，其人叫做黄华。黄华本是凉州酒泉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市）的地方势力首领，多年之前曾经割据酒泉，与曹魏政府对抗。后来山穷水尽，举手投降，从此改换门庭入了正流。经过多年的努力争取，他好不容易才挣到一个兖州刺史的职位。就是这样的角色，王凌竟然想争取他来做令狐愚第二。黄华到职不久，王凌派心腹杨弘去平阿，劝说黄华参加自己的行动。殊不知杨弘没有说服黄华不说，反而和黄华联名写了一封检举报告，连夜送往京城洛阳。司马懿收到检举报告，认为动手的时机已到，立即秘密下令，调集数万中央军的精锐兵马，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灭王凌。
这年五月，司马懿悄悄率军出发。为了保持机密性，连往常他出兵时，天子要亲临送行这一项表示殊荣的仪式也取消了。大军离开洛阳，登上舟船，经黄河，向南进入淮河北岸的大支流颍水，扬帆南下，急行军八百多里，来在豫州汝南郡项县以北十里处的百尺堰（在今河南省沈丘县）。这百尺堰，是曹魏在颍水屯田区修建的大型灌溉工程。由百尺堰再沿颍水顺流而下，三四天内即可抵达王凌所在的寿春城下（今安徽省寿县）。司马懿进至百尺堰，对寿春形成大兵压境之势后，下令暂停进军，准备向王凌实施攻心之术。
他先以朝廷名义下达公开文书，在列举王凌诸般罪状之后，又宣布对王凌的罪行加以特赦，算是威恩并举。同时，他又命令随军前来的王广，写信劝告自己的老父亲，早日主动向朝廷谢罪，不要负隅顽抗。朝廷的文书与王广的家信，立即由特使送达王凌。特使出发后，司马懿传令各军，作好全力进攻寿春城池的准备。
在王凌那一方面，司马懿的大军还未到达百尺堰时，他已得到了一点消息。但是直到这时，他都还不知道杨康已经在京城告发了自己；而黄华和杨弘，把联名上交检举报告之事，也对他隐瞒得滴水不漏。因此，王凌虽然怀疑司马懿来意不善，但又总觉得对方未必就知道自己的底细。于是，他一面派出快马驰往百尺堰方向，送去向司马懿问候致意的书信，企图探明对方动兵的意向，一面又动员本部上万兵马，作好应变的准备。他自己则率领幕僚和数百精锐亲兵，由寿春乘轻舟溯颍水而上，就近等候使者带回消息之后，好尽快决定对策。
他离开寿春时，派出了第一批信使。走到途中，又接连派出两批信使。但是，眼看已经西出寿春城池三百里有余，三封书信均无回音不说，连十多名信使也没有回来一个。王凌终于明白大事不妙。他正要下令回转寿春，司马懿的特使倒先赶到了。
王凌停舟之处，名叫浦口，其地西距百尺堰也有一百里左右。当他看罢朝廷文书和儿子家信之后，立时明白自己已经陷入绝境之中。
武力抵抗须有实力作后盾，而现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由于得不到中央的调兵命令和铜虎符，身为扬州战区指挥长官的王凌，也无法大规模调集东南战区的军队。现时他所能调遣的，只有直属本部的兵马一万余人。而对方麾下有中央军精锐好几万人，随时能够动员的后备兵力还未计算在内。加之兖州的黄华与杨弘，已经站到司马懿一边，战端一开，王凌还将受到平阿方向的夹攻。对方大兵已经压境，即使王凌想强征民丁入伍扩充军队，也没有充分的时间。总而言之，王凌如果想要凭借寿春城池拼死相抗，除了白白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外，别无其他结果。
年近八十岁的王凌，倒也不愧是一条铁骨好汉。当他清楚看到抵抗已经没有意义，只会导致寿春城中军民玉石俱焚的结果之后，仰天长叹一声，决定单舟直往司马懿军前辞职谢罪，独自承担一切后果。
五月初十，王凌抵达了一处名叫丘头的地方（在今河省沈丘县）。丘头在百尺堰以南五十里。司马懿在百尺堰稍事停留后，挥军东下。行至丘头，侍从来报，太尉王凌遣幕僚王彧，前来呈交王凌的太尉印绶、节旄，并送王凌亲笔谢罪书信一封。高坐船楼的司马懿，把印绶和节旄扫了一眼，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他把来信展开，只见上面写道：“身陷刑罪，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绶，顷至，当如诏书，自缚归命。虽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大意是说，我犯罪本当受刑，却承蒙您的赦免和原谅；现今派遣下属送上我的官印，我会按照皇上诏书的指示，捆绑自己前来归案；虽然您私人对我施予恩惠，但是承受官方法律的处置是我的本分。
这就是王凌的举手投降书。司马懿率领数万兵马急速前行上千里路，目的也正是要得到这寥寥三十三字。他吩咐部属，准备迎接来降的王凌。
接受投降，如同抵御敌人，这是中国兵家的座右铭。只见丘头附近的水面上，战船如飞雁队形排开。船上旌旗飘拂，刀矛闪光，一片肃杀气象。居中是一艘三层楼船，长十多丈，髹以彩漆，上建大旗，这就是主帅司马懿的座舟。列阵刚毕，王凌的小船也到了，须发皓白的魏朝太尉，双手反缚，赤裸上身，跪于船头之上。待他来到前锋战船时，便有司马懿的幕僚上船，为他解开绳索，穿上衣裳，并且问候致意。至此，受降仪式便在上万人的注视之下结束了。
王凌受到这样温和的待遇，松了一口大气。他以为这是司马懿真正将要赦免他的表示，就下到旁侧的一艘小船，要前往楼船去见司马懿。不料小船行驶到距楼船还有十多丈远时，便有两艘战船飞快上前，把他的小船截住，不准前进。王凌这才知道情况不容乐观，只得遥遥对着楼船上的司马懿，大声说道：“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您只消用简短书简召唤我，我难道敢不来吗？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啊！
高坐船楼的司马懿，傲然俯视对方，朗声答道：“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因为您不是简短书简所能召唤来的人呀。
王凌仰望着高高在上的司马懿，愤然指责道：“卿负我！”您对不起我！
司马懿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傲然态度，缓缓答道：“我宁负卿，不负国家！”我宁可对不起您，也不能对不起皇上！请注意，此处司马懿口中的“国家”，是当时的习用语，准确含义是指正在位的皇帝，而非政治的体制，这是史学名家周一良先生的独到之见。
两位年过古稀的老者，两位魏朝的四世元老，就这样旁若无人一般，在颍水的江面之上，打了一阵子嘴仗。司马懿怕王凌还会说出更难听的话来，把手一挥，立刻从拦截王凌的战船上跳出两名武士，一左一右，提起王凌就丢上战船。然后，那战船在四艘巡江轻舟的警卫下，径自向码头驶去。
按照司马懿的指示，江西岸的码头上，早已有一支铁骑兵队伍在此恭候。王凌一被押送上岸，即将由他们带回京都问罪。舍舟登岸，已是红日西下之时，王凌举目四望，但见川原苍茫，残阳如血，不禁悲从中来。他想知道此去自己的生死如何，便向骑兵队长索要钉棺材盖板的铁钉，以试司马懿之意。经过请示，那队长把两枚长长的棺钉，放到王凌面前。王凌自知必死，也就不再犹豫。当天深夜，王凌一行来到百尺堰以南的项县（今河南省沈丘县）。在驿馆之中，王凌长叹道：“年将八十，竟然身名并灭了！”说完之后，断然仰头喝下毒药而死。
以王凌为首的反抗力量，到此被彻底消灭。但是，就在三个月后的八月初五，七十三岁的司马懿，也病死在洛阳，到阴间去同老朋友王凌见面相会了。
淮扬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但是司马懿的用兵特色，依然清晰显现出来。在做好最坏打算的情况下，尽力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他惯用的策略。换言之，尽量在斗智上下功夫，而不在斗力上费力气。以往对付诸葛亮是如此，现在对付王凌更是如此。在自己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次用兵中，他就用这样的收官表演，告别了历史舞台。撇开道德上的拷问和衡量，单单就沙场用兵的军事才能而论，综合他在辽东之战和其他战场的表现，他应当评为曹操之后，曹魏主帅型名将第二名。也正是凭借军事上的战功积累，他也才能逐渐掌控曹魏后期的朝廷大权，为后来司马氏的代魏奠定了基础。
总的说来，司马师代魏的过程，经历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每人的双手都沾满鲜血。鲜血不仅来自大量无辜的平民和俘虏，而且来自在位的年轻皇帝。这种动辄就使用灭绝生命来解决问题的野蛮手段，连他们的后代子孙，东晋明帝司马绍，听说之后也惊讶羞惭不已，长叹说：“如果是这样，皇朝的命运怎能长久啊！”司马绍所指的短命皇朝，就是西晋。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必定会受到严厉惩罚，而且老天爷往往还用极其公平的方式，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而司马氏受到的惩罚，到西晋皇朝的第二代就迅速兑现。太熙元年（290）四月，五十五岁的晋武帝死亡，儿子司马衷继位为晋惠帝。晋惠帝生母的堂妹杨皇后，升为皇太后；其生父杨骏，出任首席辅政大臣。晋惠帝的妻子贾氏，则被立为皇后。一年之后的三月间，三十四岁的贾皇后有样学样，挥起屠刀搞政变，杨骏及其心腹下属均被诛杀三族，皇太后杨氏被逼自杀。六月间，贾皇后又将屠刀对准司马氏家族自身，先后诛杀辅佐朝政的亲王司马亮、司马玮。接下来，执掌朝政的赵王司马伦，又废黜逼死贾皇后，夺取了皇帝的位置，由此引发了宗族亲王之间的血腥夺权大战，即“八王之战”，导致西晋皇朝的迅速覆亡，成为秦以后的第二个短命统一皇朝。野蛮践踏生命者，最终使自己后代的生命也受到无情践踏。这正是：
好生之德谁无视，报复循环在眼前！
关于司马懿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曹魏战将型名将的第一名邓艾。
战将型名将第一名——邓艾
从功劳贡献来说，他一举消灭了蜀汉政权，为历史走向统一，做出了巨大的促进；从人生奋斗来说，他从孤苦贫穷的农村放牛娃，努力奋斗变成战果辉煌的一代名将。但是很可惜，后世对他的了解和认识，至今还存在不小的偏差……
一 草根俊杰
本节出场的这一位，是一位非同凡响的曹魏将领：从功劳上说，他一举消灭了蜀汉政权，为历史走向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人生奋斗来说，他从孤苦贫穷的农村放牛娃，努力奋斗变成战果辉煌的一代名将，其励志奋斗史，又是对草根底层的深刻启迪。他，就是曹魏极具个性色彩的名将邓艾。但是很可惜，后世对他的了解和认识，至今还存在不小的偏差，所以需要好好对他作一番介绍。那么邓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通过怎样的努力，改变了自己艰难的处境？改变处境之后，他在做官和做人两方面有何突出的表现？他又如何脱颖而出，变成了蜀汉主帅姜维的大克星呢？
邓艾字士载，东汉荆州棘阳县（棘阳县城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人氏。据《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记载，他的出身，是社会最底层的草根。草根到什么样子呢？“三国探客”告诉你。
首先，他家的经济情况很差。很早就死了爹，没有顶梁柱。在当地过不下去，被迫流浪到异乡找生路，到了东边几百里外的豫州襄城县（今河南省襄城县），被当地政府强制性收容，当了史书所说的“典农部民”。也就是曹操屯田区的农民。
其次，他家的社会地位太低。当时曹操地盘上的自耕农民，已经是社会的底层；而屯田区的农民，地位比普通的自耕农民还要低，相当于半农奴。低在哪里呢？一是被剥削得更厉害。曹操为了解决战乱时期粮食紧缺的难题，把流浪的民众，强行按照军队的组织系统，安置在公家的荒地上耕种。收获的粮食与政府分成：使用公家耕牛的，四六开，公家得六成，你只得四成；不用公家耕牛的，对半开，各得五成。但这只是表面上或形式上的规定，实际上的分成，屯田农民还要更吃亏，比起耕种自己土地的自耕农来，其负担要重好几倍。二是人身自由还受限制，不像自耕农民，有随意行动的自由。既然是半农奴，就要实行军事化管理，把你和土地捆绑在一起；如果胆敢逃亡，抓到就砍脑袋，而且连妻子、儿子一起砍。
邓艾就出生在这样不幸的草根家庭里，小时候当过放牛娃，还给人赶过车。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他怎么办呢？他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走邪门歪道，而是认准一条路，去同命运抗争。他认准的这条路，就是前面讲吕蒙时说到的八个字，读书充电，增强力量。不过，吕蒙读书充电，是从进入军队当将领的青年时期才开始，而且还是在孙权的严格督促之下才认真照办的。相比之下，邓艾就不一样了，小小少年时已经开始读书，而且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实在是难得。他的发奋努力，终于取得效果，他被本地的典农都尉，评比公布为“都尉学士”，相当于拿到正式的学历证书了。当时管理曹魏屯田民众的军事化官员，与县一级相当的是典农都尉，与郡一级相当的是典农中郎将。所谓“都尉学士”，也就是县级屯田区的学习标兵。当了学习标兵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可以不放牛了，不赶车了，不下田干活了，还可以到典农都尉的办事机构，去坐办公室当白领办事员。
但是很可惜，一个天生的生理缺陷又限制了他，使他没有能够当上白领、骨干、精英，即现今说的“白骨精”。原因是他口吃，于是他被安排去当“稻田守丛草吏”，就是在稻田里边看守稻草堆的办事员。你不是说话结巴吗？去对一座座稻草堆说吧，再结巴也没有关系。显然，这个安排很有点挖苦人。但是，邓艾从小在逆境当中长大，抗压能力没得说，这种打击对他来说是小意思。他依旧发奋读书充电，增强自身能力，而且把重点放在用兵本领的培养上。为什么呢？我说话结巴，当耍嘴皮子的文官受到限制，那小爷我将来就去当靠智慧、靠勇敢的将军，带兵打仗，彻底改变处境。从此，他每到一处地方，就会运用学到手的兵法知识，观察高山大湖，指指点点，说这里可以安营扎寨，那里可以派兵埋伏，如何如何。旁人见了总是嘲笑他，说他脑子有病。他也毫不在意，他想：你们这些小燕雀啊，哪里知道我的鸿鹄之志啊！有句话叫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放在他身上，就是不想当将军的放牛娃，就不是好放牛娃了。
邓艾如此发奋努力，他会实现自己改变处境和命运的愿望吗？他又碰上了一位什么样的贵人，帮他实现了处境和命运的改变呢？
东汉以来，全国上百个郡的行政长官，每年都要在规定时间，派下属前往京城洛阳，向中央上报当年本郡各方面的重要统计数据，包括人口增长的统计，土地开垦的统计等等。这一项重要制度，专门名词叫做“上计”，即上报数据统计。承担此项职责的下属，则称为“计吏”。对于各个郡的长官而言，这是向中央直接汇报本人政绩，事关本人的乌纱帽和前程，所以照例要选拔能力强、口才好而且对自己忠心的下属，来担此“计吏”的重任。对于朝廷而言，由于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中央的执政大臣，曹魏当时是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往往会参与数据汇报的会议，并且提出询问。除了关心国事的动机，执政大臣还有私人的考虑。什么考虑呢？原来，当时的三公，具有一项特权，史书叫做“开府自辟僚属”。凡是当上了三公的，都可以开设自己独立的办公厅，其中的下属办事官员，都由三公自行任命，无需经过中央的人事部门。这一项特权，就为三公发展自己的嫡系势力，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当时的重量级政治人物，发展自己的势力有两条常用的办法，一是收门生，二是收下属。曾经当过下属的，叫做“故吏”，以后无论做到多大的官，都是自己的老部下。后来的蒋介石先生，不仅当军校校长，广收门生，而且还把军校的学生，大量任命为自己的下属将领，成为故吏，就是从这儿学来的招数。由于前来中央汇报的，都是地方各个郡精挑细选出来的得力干员，所以参加汇报会，从中发现人才，收为自己的下属，就是三公发展自己势力的常用手段。而通过“上计”进入中央当官，也成为仕途高升的另一条通路。
邓艾所在的郡一级屯田区，长官叫做襄城典农中郎将，照例也要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央统计汇报会。但是这一年，长官犯了难，因为选来选去，选不出符合上面三个条件，即能力强、口才好而且对自己忠心的下属，去进京汇报。最后，他的眼睛落在邓艾的身上，此人虽然口才差一点，能力和忠心却是绰绰有余，进京汇报即便得不到高分，却也绝对不会捅出大娄子。好，就是他了。但是，这位长官万万没有想到，邓艾进京汇报，不仅得了满分，而且还被一位政治强人看中，把他任命为自己的下属，直接提拔到京城当官了。
这位政治强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懿。
原来，此时的司马懿，正在中央朝廷，担任三公之首的太尉。他在汇报会上，看到这个邓艾，不仅对本屯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有宽广的知识和独特的见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而司马懿当时，又与自己的政敌，担任大将军的曹爽，明争暗斗，所以正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对邓艾这样的人才，他还能放过吗？于是，司马懿赶紧发出任命书，任命邓艾为自己太尉府的下属。从此，邓艾脱离了艰难的底层处境，开始展翅高飞。
邓艾得到司马懿的贵人相助，开始大显身手，节节高升。那么处境发生变化之后，邓艾在做官和做人两方面，有什么样的突出表现呢？
在做官方面，他最突出的表现是向朝廷建议，在淮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屯田，为后来西晋攻灭孙吴完成统一，打好坚实的战略基础。邓艾到了司马懿的太尉府，并没有待多久。因为司马懿的本意，就是把他收为下属，正式确定老部下的关系之后，尽快放出去，到中央其他的要害部门去担任职务，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邓艾不久就到尚书台担任了尚书郎。而尚书台是中央的行政机构，实权很大，当时主要是在曹爽的控制之下。邓艾进尚书台任职，算是司马懿打进尚书台的一个卒子。
邓艾一进尚书台，就提出一项重大建议。什么建议呢？
在这时，曹魏有心扩大屯田的范围，积累粮食，为进攻和消灭孙吴提前做准备。但是在哪里扩大屯田，怎么样扩大屯田，曹爽手下的尚书台官员们，既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更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从来没有接过地气，所以都不敢接手这个烫手的项目策划。邓艾则不同，他不仅长期读书，具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屯田农民出身，而且经常把学到手的军事知识，用来指点江山，在这方面早就具有实践经验。邓艾立即接过这个项目，要好好露他一手。他很快离开京城洛阳，直奔东南，沿着淮河北岸的大支流颍水，认真实地踏勘，一直踏勘到淮河之滨，回来就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他报告的原文，《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有详细记载，其要点有三：一是屯田区的扩大，就选在土地肥沃、水流充沛的淮河两岸，这是进攻孙吴时，我方大军的必经地带。二是要把这里的河渠系统，彻底加以改造，加宽加深再加固，使之具有双重的军事功能：平时排泄洪水消除水患，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从而保障军粮的增产和储备；对孙吴作战时，又可以作为漕运的干线通道，从而保障前方的军粮供应。三是专门安排五万军队，每年按照十分之二的比例，轮番让一万人回家休整，经常保持有四万人马在此屯田；六七年间，可以积累起十万精兵足够吃五年的粮食。凭借这样充足的储备，向孙吴发动毁灭性的进攻，就胜券在握了。
报告一交上去，立即得到军界元老司马懿的高度赞赏，认定这是一份极具长远战略眼光的重大军事策划，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结晶，不仅将之很快付诸实施，从此还对邓艾特别加以提拔重用，安排他到作战部队当中去大展身手。邓艾也没有辜负这个伯乐的赏识，进入军队后，当军事参谋当得出色，当领兵将领也当得出色。到了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执掌朝政的时候，邓艾已经升为讨寇将军，兼任汝南郡太守。这豫州的汝南郡，是一个很著名的大郡，能够当上这里的行政长官太守，说明邓艾已经开始在军政界崭露头角。
在做人方面，他最突出的表现是懂得报恩。地位上升了，权力变大了，他却完全没有忘本。一到汝南郡的任上，他就要去完成一桩藏在心头很久的愿望。什么心愿呢？两个字：报恩。报谁的恩呢？“三国探客”告诉你。
原来，他所管辖的汝南郡，就在襄城县屯田区的东边，两者紧紧相邻。当初他在屯田区看守稻田草堆的时候，一位同事的父亲，看他家里日子过得艰难，就经常给他经济上的资助。拿到资助的邓艾，有什么反应呢？《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上记载了五个字：“艾初不称谢。”这里的“初不”，准确含义是完全不。他为何完全不道谢呢？这就是他为人的个性了：一是因为人家的恩情太大，话再多也无法表达心意，何况自己说话还结巴，干脆就来一个“大恩不言谢”。二是因为他当时就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现今不必说空话。好，现今我邓艾时来运转了，报恩的时候也到了。于是他来到屯田区，找到恩人的家。可惜那位同事的老父亲，早已死去。邓艾吩咐下属，代表自己到墓地上，隆重祭拜一番；又给同事的老母亲，献上一大笔钱财和生活用品；最后又举荐那位同事，担任自己以前当过的职务，也就是向中央汇报的“计吏”，从而使对方也有向上发展的机会。一句话，他知恩图报，是一个地位变了而良心完全没有变的人。老实说，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啊！
在做官和做人两方面都有突出表现的邓艾，后来被调往西部的关陇战区，从此成为蜀汉最后一位主帅姜维的克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正元二年（255）二月，司马昭接替病死的大哥司马师，执掌朝政。当年夏天，姜维欺负新上台的对手，统领数万大军，进攻曹魏的狄道县。这狄道县在今甘肃省的临洮县，位于洮河下游的东岸，是当时曹魏关陇战区的军事要塞之一。在洮河西岸的一战，姜维把孤军冒进的曹魏守将王经，打得狼狈而逃，震动了曹魏。司马昭立即挑选得力将领，奔赴关陇战区稳定局面。而当时已经提拔到京城洛阳，担任中央禁卫军将领的邓艾，就被选中了。邓艾到达前线后，第一次独自单挑姜维，就以大胜的战果，把姜维的胜利势头拦腰打断。
这场单挑，发生在甘露元年（256）。当年七月，姜维统领大军，进攻当初诸葛亮出兵的祁山（在今甘肃礼县东北祁山乡）。但是，邓艾对姜维的用兵，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所以早有防备，设下重兵阻截。姜维见状，回转头来，取道西北方向，前去突袭曹魏的南安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哪知道邓艾同样料到姜维会有这一手，亲自在他必须经过的武城山（在今甘肃省武山县西南），堵住了他的去路。姜维发起攻击，没有能占到便宜。当天晚上，姜维悄悄指挥大军掉头向东，渡过渭河南岸一条支流，前去偷袭支流的北岸边，曹魏另一个军事要塞上邽县城（在今甘肃省天水市）。不料邓艾对他的招数也有周密的预案，在上邽附近一个叫做段谷的山间谷道中，设下埋伏，向姜维发起伏击。当场杀死敌军将领十多人，士兵上千人，大获全胜，《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说是杀得对方“星散流离，死者甚众”。段谷这一战，邓艾以出色的智慧和指挥，彻底扭转了曹魏在陇西战场上的不利态势。
战事结束后，战败者姜维，被迫仿效诸葛亮的先例，向蜀汉朝廷请求自我贬官谢罪；而战胜者邓艾，则升任镇西将军，陇西战区司令长官，封为邓县侯。这邓县，在今湖北省邓州市，诸葛亮当初隐居的隆中，就属于邓县管辖。把邓县赏赐给正好姓邓的邓艾做封地，而且又在邓艾家乡棘阳县的南边不远，在当时，就算是一种带有衣锦还乡色彩的特别荣光了。
段谷之战后，姜维先后又向邓艾所在的陇西战区，发动过两次进攻，希望挽回局面。一次翻越秦岭，指向长城。此处的长城，不是指万里长城，而是秦岭山麓的一处地名，在今陕西省周至县西南。另一次再度出兵陇西，指向侯和，在今甘肃省卓尼县东北。但是这两次攻势，都被邓艾成功逼退。此时的姜维，真是有“既生维，何生艾”的切肤之痛。
但是，邓艾很快就要把姜维的切肤之痛，变成巨大的亡国之痛了。
回顾邓艾的成长历程，值得深思的闪光亮点有三。首先，是他持续不懈的励志精神和刻苦努力。人的一生，往往是这样：你不努力，就绝对没有一点点改变命运的可能；你努力了，就会有改变命运的希望。邓艾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一旦机遇来到，他就抓住了。如其不然，他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到死之时最多是一个资深的放牛娃而已。其次，他又能够根据先天的身体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最佳发展途径。他没有自怨自艾，怪罪爹妈没给他一副伶牙俐齿；也没有迁怒于他人，跟歧视他的一帮家伙对着干，偷偷在别人的饮水里边去下毒。他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读书充电的正道上。最后，还有尤其令人佩服的一点，就是他地位变了但是良心完全没有变，成功之后首先想到的事就是去报恩。可以说，争取地位的改变比较容易，保持良心的善良原生态，那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了。要不然，当今那些已然上升为明星的人物，就不会闹出那么多的负面新闻了。这正是：
英雄何必高门后，试看将军出牧郎。
要想知道邓艾如何指挥两万人马，一举攻灭了蜀汉政权，请看下节。
二 功成身死
作为三国名将，邓艾最为辉煌的战功，当然要数他以两万多人马，出其不意打下成都，一举攻灭了蜀汉政权。三国当中被他攻灭了一国，功劳实在太大。但是，就在建立大功之后才两个月，他竟然又被自己的同僚陷害，父子二人惨遭屠杀，命运的落差也实在太大。那么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在进攻蜀汉的战争中，参加表演的主要人物各自心中有什么样的盘算？战争僵持阶段又有什么样的心态和表现？邓艾取得成功主要凭借什么样的人性品质？他惨遭陷害和屠杀，又是什么群体的阴暗人性起了关键性作用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参加表演的主要人物各自心中有什么样的盘算？
景元四年（263）五月，曹魏宣布对蜀汉发起全面进攻。正式的诏书虽然是由十八岁的皇帝曹奂发布，但是背后的操纵者，却是执政大臣司马昭。司马昭心中的盘算是什么？“三国探客”告诉你。
他的如意算盘，归结起来是一句话：为取代曹魏走出突破性的第一步。
原来，经过他父亲司马懿、大哥司马师两代人的经营，司马家族已经牢牢控制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并且将权力的接力棒，交到司马昭的手上。三年前，二十岁的年轻皇帝曹髦，企图使用武力对抗司马昭，结果被司马昭的手下杀死在皇宫门前，只留下他一句表达极度愤怒的话语“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流传至今。司马昭改立十五岁的曹奂当皇帝，为取代曹魏走出突破性第一步铺平道路。
什么是司马昭突破性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他自己的爵位，突破侯爵的限制，提升到公爵。因为曹魏制度规定，异姓大臣最高只能封侯爵，皇室宗亲才能封公爵、王爵。作为异姓大臣的司马昭，首先要成为公爵，才能够进一步称王、称帝。因此，小皇帝曹奂一登基，就接连发布圣旨，要把司马昭提升为公爵，其实这都是司马昭自己导演的戏码而已。既然是戏码，就要演得逼真，所以小皇帝一连封了三次，司马昭也一连推辞了三次。事不过三，下一次不会推辞了。但是，这终归不是小事，最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于是就有了讨伐蜀汉的战争。当年十月间，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司马昭就以我军连连取胜为由，欣然接受晋国公爵的封号。他的封地有十个郡，大多都在先秦时期晋国的故地，所以就把国号确定为“晋”。
既然这场战争出自政治上的盘算，那么就必须打胜而不能打败。司马昭估计蜀汉总兵力最多九万，于是动员了十八万大军，接近曹魏全国兵力的二分之一，超过对方一倍，组成三路大军。又精心挑选了指挥官，定下总体战略方针。第一路大军三万多人马，指挥官邓艾，任务是正面围攻敌军主帅姜维；第二路大军也是三万多人马，指挥官诸葛绪，任务是截断姜维后路。以上两路人马，在西面的陇西战场担任主攻，而最吃力的正面主攻，则落在邓艾的身上。第三路大军十多万人马，指挥官是钟会，任务是从东面的汉中战场乘虚而入，充当后援，借机扩大战果。
邓艾此前一直在陇西的前线，与蜀汉的姜维较量，对于京城中司马昭发动这场战争的政治盘算，并不完全清楚。因此，在最初风闻朝廷要出兵的消息时，他曾经一再上奏，认为从军事上看，攻灭对方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是一直同蜀汉交锋的大将，说话当然有分量。司马昭只好特别派遣自己的心腹幕僚师纂，前去给邓艾当下属，向他直接传达自己的意图。司马昭的老爸司马懿，当年曾经是大力提携邓艾的恩人，邓艾得知此事的玄机和背景，立即不再反对，而是下定决心，勇挑重担，完成好最吃力的正面主攻任务。
后援大军的指挥官钟会，曹魏开国元勋钟繇的小儿子，是一个心思特别复杂的人物。他智商很高，多才多艺，从小就受到众人的赞美；后来仕途也通畅，成为司马氏的心腹智囊，经常参与机密大事的策划。司马昭把十多万后援大军交给他指挥，完全不是偶然。但是，钟会的能耐大，野心也大，一旦羽翼丰满，他就会铤而走险。此番第一次手握强兵，独自在外发号施令，而且担任最为轻松的后援，他心里很兴奋，认为以自己的非凡才干，建立大功易如反掌；如果天赐良机，说不定还能自创一片天地。他带着如此心态上了前线，而此后邓艾的惨死，就与钟会这样的复杂心态直接相关。
曹魏三路大兵压境，蜀汉凭借高山险阻的有利地势拼死抵抗，一度造成战局的僵持。在僵持阶段，曹魏的前线指挥官又有什么样的心态和表现呢？
最初的战争形势，曹魏一度占据上风。此前蜀汉军队的主力，一直由主帅姜维带领，长期在西面的陇西战场与邓艾较量。因此，东面的汉中战场相对平静，兵力也明显配备不足，就给钟会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钟会在关中平原，将手下的十多万人马，从西向东分成三路，通过褒斜道、骆谷道、子午道，向南穿越秦岭，平行向前推进，非常顺利地就进入对方的地盘，推进到蜀汉北方的军事大本营汉中。
姜维在西面的陇西战场得知消息后，断然率领主力军团撤出陇西战场，快速向东南方向转移。他同从后方成都赶来的援军会合之后，在剑阁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全力坚守。剑阁，在今四川省剑阁县，是成都北面的天险门户。据笔者多次实地考察，此处的剑门山脉，东西绵延上百里，地势非常独特：南面是平缓上升的斜坡，而北面则是高峻陡峭的悬崖，如同利剑劈成，很难攀登，形成对北面的天然险阻。当时南来北往的通行，只有借助高峻岩壁上修建的悬空栈道，而栈道当时称为阁道，故而有剑阁之名。唐代在此设置剑门关，为天下雄关之一。白居易《长恨歌》形容是“云栈萦纡登剑阁”；李白《蜀道难》的感叹是“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现今这里则是著名的历史古迹和国家公园。
钟会十多万大军，在剑阁受阻，前进不得。眼看军粮就要耗尽，而后方的补给线又要穿越秦岭，过于漫长，接应不上，他心中就打起小算盘。如果继续等待，军粮耗尽之日，就是失败到来之时，便宜没有占到，反而惹上大祸。如果赶快撤军，虽然面子上不好看，但也能够交代，此前诸葛亮也曾经多次因为粮食耗尽而撤军啊！两害取其轻，他便生出全身而退的念头来。
关键时刻，一个人的到来，使他摆脱了困境。此人就是诸葛绪。
原来，此时此刻，从陇西战场追击姜维的邓艾和诸葛绪，来到阴平郡一带。阴平郡位于现今甘肃与四川两省的交界地区，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阴平县，在今甘肃省的文县。从这里向西南方向，穿越两省交界的高峻山脉摩天岭，有一条极为艰难崎岖的道路，可以从西边绕开剑阁，直接插向成都。此时的邓艾，与钟会只是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完全不同，他的心中依然是以国事为重，一心想完成好进攻蜀汉的任务。他向诸葛绪提出：现今蜀汉的主力被吸引到剑阁一带，其后方的成都必定空虚，我们如果在此处挑选精锐人马，从这条山间小路突然杀到成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定然可以一战成功。伙计，怎么样？一起干吧！
不料诸葛绪却打起个人的小算盘来。这条小路极为艰难崎岖，路途还长达好几百里，我凭什么要跟你去吃这个苦？吃苦不说，还要冒险，万一中途遭到对方强烈抵抗，我们退都退不回来，很可能把命都要丢在那里，那就更不划算了。但是，他嘴巴上又不能这样明说，就另外找了一个拿得出手的理由，回答说：我当初接受的指令很明确，是截断姜维的后路；你说的从西面杀往成都，不符合上级指示。言外之意，就是不赞成。邓艾很失望，但是并不退缩，他决定独自去挑这副重担。
诸葛绪带上本部人马，离开邓艾走了，前去同钟会汇合。钟会听了他的介绍，心中不禁大喜。为什么呢？因为邓艾径自冒险去进攻成都，对自己好处多多。如果邓艾成功，自己就能趁机分享红利；即便邓艾成功不了，他到敌方背后去活动，姜维必定要分出兵力去对付，我的压力就小了；哪怕邓艾全军覆灭，责任由他自负，也与我无关。总之，邓艾此举，对我只有利而无害，当然是大好事。邓艾我要利用，诸葛绪我也要利用。他立刻秘密报告司马昭，说是诸葛绪胆小怕死，不敢跟随邓艾挺进，然后下令把诸葛绪押上囚车，送回京城治罪。钟会只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儿，就把诸葛绪那三万多人马，收编到自己手下，然后在剑阁坐下来，以旁观者的心态，看邓艾的表演究竟如何，然后好出手收取私人的红利。
钟会绞尽脑汁拨弄个人小算盘的时候，邓艾却正在积极准备出兵。他能够取得预料的辉煌成功吗？他会凭借什么样的人性品质去取得成功呢？
此时的邓艾，已经到了七十岁的古稀之年，是三路大军指挥官中最为年长的一位，比刚刚四十岁的钟会，整整大了三十岁。但是，此时此刻，他又是所有指挥官中，气势和决心最为雄壮的一位，自私自利小算盘打得最少的一位。他从手下三万多人中，精心挑选出两万多精锐将士，然后挥兵出发。
首先要征服的，就是东西走向，最高海拔将近三千米的摩天岭。初冬十月，摩天岭上寒风袭人。邓艾身先士卒，从北面攀登到山顶后，又从南面原始森林的无人地带穿越下山。在完全无法下脚的地方，他就带头用毛毡紧紧裹住自己的身体，然后从高处翻滚而下。由于所带的粮食不多，山路攀登时体力消耗又大，所以经常忍饥挨饿。但是，看到七十岁的白发老将军，依然勇敢昂扬，不气馁，不叫苦，全军将士也就保持旺盛的士气，向前推进。
邓艾的行军路线，全长七百多里。按照现今最新的行政区划，大体是从甘肃省文县东南的青崖关，翻越摩天岭，到达四川省的青川县城附近；再经过青川县向南，到达江油市的雁门镇；在雁门镇掉头向西，到达平武县的南坝镇，也就是蜀汉的江油关；从南坝镇再向南，有一条险峻的山崖小路，当时叫做左担道，可以到达绵阳市，当时叫做涪县。左担道的得名，是在这里通行时，有一个方向上，只能用左边肩膀挑担子，如果用习惯的右边肩膀挑，就会与山崖发生碰撞而失足掉下山去。到达绵阳市之后，前往成都就是一马平川，没有高山阻挡了。
邓艾突然杀到江油关，在此守卫的蜀汉将领马邈，吓得赶紧举手投降。现今传统戏剧的《江油关》，演唱的就是这段故事。江油关丢失的消息传到成都，朝廷立即派遣诸葛亮的儿子，当时担任高级将领卫将军的诸葛瞻，率领一支人马前去阻击邓艾。诸葛瞻到达涪县之后，幕僚黄崇及时提出建议，赶快继续推进到前方的左担道一带，扼守险峻的山口，不让对方进入平原地带。如果诸葛瞻采用这个建议，邓艾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但是，实战经验严重不足的诸葛瞻，却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是在平坦的涪县坐等邓艾。两军一接战，以逸待劳的诸葛瞻前锋部队，竟然败下阵来。诸葛瞻只好后退一百里左右，在绵竹县（今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摆开阵势，再度迎战。
邓艾派遣儿子邓忠、将领师纂，从左右两边发动钳形攻势。激战开始时，吸取教训的诸葛瞻占据上风。两员将领没有得手，回去报告邓艾说：“对方打不下来啊！”邓艾勃然大怒，厉声喝道：“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什么打不下来！”就要下令将儿子和师纂一并斩首。吓得两人赶紧指挥手下兵马，再度投入战斗。反正都是死，两人拼命向前冲锋。这一战，诸葛瞻和张飞的儿子张遵，当场阵亡。大获全胜的邓艾，乘势向前推进到雒县（今四川省广汉市），逼近蜀汉的京城成都。
当年十一月，对整个战局并不完全清楚的刘禅和朝廷群臣，误以为前方的军情已经大势已去，决定举手投降。至此，蜀汉政权灭亡，邓艾取得了最理想的辉煌胜利。
但是，仅仅两个月后，立下大功的邓艾却惨遭陷害和屠杀，是什么群体的阴暗人性，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呢？
话说邓艾接受投降之后，为了安抚蜀汉君臣，使他们促使在前线的姜维大军，放下武器接受现实，立即采取了如下权宜性的政策措施：一是以曹魏朝廷名义，给予刘禅骠骑将军的高级军职；二是优待而不侮辱投降的蜀汉君臣；三是严厉禁止全军将士，在成都烧杀抢掠，使社会秩序保持平稳安定。有了这样的政策措施做基础，刘禅就安心向前线发出一道道投降指令，于是姜维也在涪县，率领军队向钟会缴械投降。
姜维一投降，钟会就陡然起了野心。曹魏的十八万大军，现今除了邓艾手下的两万，其余十多万都在自己手中。蜀汉投降的军队，姜维统领的主力军团几万人马，也归自己掌控。手握二十万强兵，又在四面封闭、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不是天赐良机，让我在此当第二个刘备吗？野心发了芽，他就针对两个关键人物施加手段。一个是姜维，他在当地有人脉，要好好拉拢他，让他当自己的助手；另一个是邓艾，他是现今此处唯一手中有军队的人，必须设法铲除他。主意打定，钟会就停下脚步，在成都北面的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实施自己的野心计划。
这边的邓艾，在成都安定人心之后，就向朝廷建议，乘势进攻东面的孙吴，并为此提出种种计划。他的建议，虽然有一点越权的意味，但是也仅仅限于纸面上的建议，并未在得到朝廷批复之前，擅自采取任何行动。但是，阴险的钟会却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秘密上奏司马昭，诬告邓艾有心谋反，还耍出另外一个狠毒的阴招。这是什么阴招呢？
原来，这钟会出自书法名家，其父钟繇，是各种书法字体都擅长的全能型书法大家，后世把他与东晋王羲之，并称为“钟王”。“自古诗称李杜，而今字仰钟王”的钟，说的就是他。钟会得到父亲的传授，也能书写各种字体，尤其善于模仿别人的字迹，可惜没有用在正道上。他秘密派出心腹人员，在半路上拦截邓艾向朝廷呈送表章的使者，然后模仿邓艾的笔迹，故意把奏章写得来措辞嚣张自大，然后再密封后呈送给司马昭。这一招实在太毒辣，司马昭立即下令将邓艾押到京城问罪。邓艾心中没有鬼，所以并未举兵反抗，父子俩束手就擒。
第二年的正月十五日，钟会进入成都，随即下令把邓艾父子用囚车送往京城。这样一来，曹魏的十八万人马，再加上蜀汉的好几万军队，就全部抓在了钟会手中。
除掉邓艾，钟会就召集众将官，以声讨司马昭为名，正式拥兵独立。不料此举引起将士的哗变，钟会和姜维，都在混乱中被杀死。军队的总监察官卫瓘，出头收拾了局面。这卫瓘曾经伙同钟会，诬陷邓艾，又想独吞剿灭钟会叛乱的功劳，所以当他发觉邓艾的部下，已经前去解救邓艾父子的时候，立即派遣精锐部队跟踪而去。邓艾半路上被解救出来，回转成都。不料迎头碰上卫瓘派来的部队，邓艾父子当场被杀。死的地方叫做三造亭，正好就属于他们打败诸葛瞻的绵竹县。
邓艾之死，根本原因何在？
根本原因，是士大夫群体的阴暗心理在作怪。诬陷和谋杀邓艾，有两个凶手：钟会，父亲钟繇是曹魏开国元勋；卫瓘，父亲卫觊是曹魏尚书台大臣。两个凶手都出自世代为官的名门士大夫，这绝非偶然。大体说来，东汉时期的士大夫群体，是社会政治的中坚，散发的也主要是正能量。到了曹魏，这个群体的政治优势更加强化，从而形成了带有垄断性和排他性的门阀观念，高门对寒门的歧视和排斥开始出现，开始散发出负能量。邓艾出身于半农奴，本人当过放牛娃，是典型的寒门。他年轻的时候，对寒门的歧视和排斥还不强烈，所以还可以得到充分发展和越级提拔。但是，到了他古稀之年，世道就变了，四十岁的钟会，四十四岁的卫瓘，这批新生代的高门，就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建立了令人眼红的盖世奇功，不遭到暗算才是怪事。于是，他大功告成之日，就是死于非命之时。
邓艾虽然含冤而死，但他的用兵才能依然应当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在极为艰难不利的条件下，敏锐捕捉到难得的战机，断然采取坚决的行动，最后以两万兵马，攻灭了蜀汉政权，促使统一局面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建立了曹魏其他名将难以相比的辉煌战功。综合用兵才能和历史作用，我认为他应当评为曹魏战将型名将当中的第一名。
邓艾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战功，表面看来，是因为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怕苦，所以能够穿越险阻；不怕死，所以敢于勇往直前。但是，再往深层次探究就会发觉，使他得以成功的人性品质，根本还在于出以公心，公而忘私。七十岁的皓首老翁，从放牛娃做到征西将军，封为邓县侯——高端的军衔，顶尖的爵位，说地位有地位，说待遇有待遇，说荣耀有荣耀，说风光有风光。如果纯粹从私心杂念上考虑，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吃这般的苦，去拼这般的命，去冒这般的险。可见一定是有更重要的人性品质在激励他，这人性品质至少是“三心”：一是责任心，既然庄严承担了主攻任务，就不能半途而废；二是荣誉心，既然上战场两军对决，就不能丧失军人的荣誉；三是感恩心，既然司马家的两代人，对我提拔和重用，就不能敷衍了事。这“三种心”，应当说都属于充满阳光的正能量。这正是：
战果辉煌如探究，三心齐备是根源。
关于邓艾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曹魏战将型名将的第二名张辽。
战将型名将第二名——张辽
在这之前，他跟的三个老板都不行：丁原太平庸，董卓太残暴，吕布又太反复无常。老板不行，他这个员工空有一身的本事，也没有做出什么拿得上台面的成就。到了三十岁头上，张辽有幸跟了非凡的新老板曹操，从此就开始大放光彩……
良将魁首
曹魏的将领群体中，与曹魏没有宗族关系的异姓将领占多数。其中有五位虎将，最为出色，所以陈寿《三国志》卷十七把他们安排在同一卷中，称为“五子良将”。本节我们要讲的这位，就是五子良将中独占魁首的张辽。张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何“三十而立”这句话放在他身上非常合适？他成为曹操的手下之后，建立了哪些留名青史的战功？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他能够取得辉煌的战功，是凭借什么样的可贵品质，又能够给后世哪些有益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