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国有企业重组的同时，需要这些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新的企业，因为当国有企业分流人员的时候，中国需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私人拥有住房的愿望也有利于促进储蓄；但是如果金融机构能够以合理的条件提供抵押贷款，私人住房的范围还会扩大。在美国，政府在建立高效的住房抵押贷款体系中发挥了带头作用。这种体系不仅可行，而且还在盈利的情况下向低收入阶层提供抵押贷款。当然，这样做还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体制来监督还款信誉，如果有人对抵押贷款到期不还，他将失去住房。必须要有还款激励措施。
要发展一个更为灵活、更具活力的住房市场，自然会使人们关心住房消费中的不平等问题，不幸的是，这种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对一些问题的说明也许可以帮助消除这些担心。住房消费的不平等在市场因素较小的体制下没有显露出来，只是由于住房市场的引进才使得这种不平等变得明显。人们可能更为关心的是，需要在住房市场中建立最低标准。但是在许多地区，住房市场的放开将会改善对大多数市民住房的提供。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贫困市民的基本住房保障，但通过更加活跃的市场来增加住房供应，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住房水平。当然，如果住房不平等变得非常严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解决这一问题。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是一种办法；然而，在这种税制尚未完善之前，可以对大面积公寓和汽车等征收奢侈品税。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住房市场的重要性，但阻力还较大。对工人的住房价格实行限制，虽然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在某些方面不仅不利于住房产权的转变，而且还会加重企业的困难。如果住房产权的转变是按低于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那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受到不利影响。
对住房的讨论说明了许多改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完善的住房市场不仅本身重要，而且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回过来看，这种关系会更为复杂，住房改革的成功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
七、金融体制改革
现代经济学强调金融体制的重要性。金融体制是经济的脑，其作用是保证有限的资本能够被分配到最能发挥效率的地方，保证资金能够按企业的承诺来使用。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助于转移和分散风险，使企业能够承担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不用担心破产。现代经济学还强调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是遭受冲击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频频出现，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里。金融危机给政府带来巨额的预算支出，从占gdp的3％（美国）到55％（阿根廷）。金融危机还会对经济产生巨大不利影响。过去四年的情况表明，受冲击国家在危机之后的5年内gdp连续下降1％～1.5％；而没有遭受冲击的国家则没有任何下降。
教训非常直接：要避免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即使是透明度很高、体制结构比较先进的国家也在近几年遭遇了金融危机。管理金融体系显然是不容易的。的确，在对东亚金融机构诸多批评的反驳中，其中有一条是：每一笔贷款与借款者和放款者都有关，如果一笔贷款出了问题，放款者同借款者一样，也有错误。为什么那些管理很好的，受到严格监督的欧洲、日本及美国的银行要借钱给那些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韩国银行和公司呢？这种利息可能从一开始就会不鼓励贷款。的确，更应该受罚的是发达国家的放款机构，因为这些机构是起边际作用的放款人，在资金贷出之时，借款的公司早已对韩国国内的银行负债累累了。
当然，发现外国贷款的投资质量不是一贯都好，这并不使危机国家感到安慰。无论是谁的错，在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总是欠发达国家。鉴于这种现实，这些国家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来阻止危机的发生，例如适当限制短期外债的介入，以减少外资突然撤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面临危机的国家要采取措施。金融机构脆弱是受冲击的关键原因，而这种脆弱又对当前经济的长期下降及其程度产生影响。
在中国及其他转轨国家，银行和金融体制的改革难度比别的国家要大。在计划经济，所谓金融机构并不履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履行的作用。“银行”这个名称本身就可能产生误导――包括对决策者和银行内部人员。在计划经济时，银行不参与项目的选择和监督；生产和投资决策是在别处进行；银行只是“根据指示”提供资金。银行只是记帐，不是主要的决策者。在现代市场经济，银行是主要的决策者。银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不只是转变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是应彻底转变其职能和机构文化。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就不会成功。
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这不只是简单的提高银行的能力。如果没有恰当的会计准则，如果仍强迫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要实施商业银行的原则就会非常困难。在进行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还应加强制度建设。
即使在解决这些困难之后，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就连那些具有先进银行体系、习惯于商业原则以及透明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也常常被怎样建立恰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所困扰。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无论是否愿意像有的国家那样走到一种极端――即让银行信贷员承担贷款损失――但是显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责任制，如果同时也实行机构责任制，这一目标将会得到加强。我认为利润上的激励可能是最强的激励措施，但要确保这种措施不能走样（不要造成鼓励乱冒风险或获取暴利），监督者要注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但是仅有激励措施是不够的。虽然激励措施使监督者的任务变得容易，但还是要建立谨慎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监督者能够得到的信息有多少？（二）经济面临什么风险？（二）政府的监控能力有多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绝大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控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监督措施，但在发达国家就不太合适，其中包括限制地产贷款、“速度限制”（即：限制贷款增长的速度）、限制银行和企业对外借债的规模。
近来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较弱，需要注入资本金。银行确实需要通过补充资本金来满足资本金充足标准。这不仅对保持银行的财务活力，而且对保证银行的积极性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确定目前银行的净资产是多少，那么通过注入资本金来满足银行资本金充足的标准就比较容易操作。向银行提供资本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投资，再加上运用恰当的资本会计方法，这样的投资甚至不体现在经常预算中。而且如果作法得当，这样的开支不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相反还会避免由于金融失灵及由此造成的信贷萎缩所导致的通货紧缩。
在中国，向银行注入资本不会遇到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采取同样行动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即由于政府出面解救银行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这与计划经济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有关：贷款不按商业原则，而是按政府指令运营，因此没有理由对银行在原来的体制下所做的进行惩罚。随着新的商业性体制得以稳固，应当允许银行有以良好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不是继续旧的资产负债表。然而，应当对向银行重新注入资本金进行谨慎的管理。在大量注入资本金之前，决策者需要了解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究竟有多大，并确保旧的贷款方式已经放弃。否则重新注入资本金将会非常昂贵，并易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如果激励机制没有足够的改变，重新注入资本金是徒劳无益的。必须明确的是，对银行的重新注入资本金应是一次性的，是作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制过渡的一部分，而不是金融体制本身的一部分。
鉴于银行资产的价值可能比存款人所持有的价值要小，因此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会很大。由于存款人将钱存入银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的银行，因而国家的资信也面临危险。当然，这不是道德风险，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存款人应当努力地去监督他们存钱的机构。因此，全额偿还存款人的存款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这就需要进一步向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的确，布置给银行的一部分任务就是为弥补非盈利企业的亏损提供资金。从这一角度看，国有企业的亏损最终变得更为透明了。
但是应当清楚，最为根本的问题不是由于银行缺乏资本金，而是银行没有按照商业原则来运作：一是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二是缺乏恰当的激励机制。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来改善激励机制，仅靠注入资本金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当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即如果银行坚持按商业原则提供贷款，那么许多国有企业可能就会得不到信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么财政进行补贴，要么企业倒闭。财政补贴难以持续，除非政府扩大收入；企业倒闭会造成失业，除非建立新的企业。
在许多资本主义经济中还会有一种担心：政府借钱向银行再注入资本金提供融资可能会造成利率上升，因而会排挤私人部门投资。但是，如果采取恰当的货币政策，这也是可以预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