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蒋介石缘何对日本人一让再让，能够让日本鬼子长驱直入中国的领土？原因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思想作祟。他一心想集中兵力剿共，想等到剿完了共产党，再收拾日本人。可是，事与愿违，日本人不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将侵略的魔爪向中国继续延伸，他们得陇望蜀，占了长城又想再饮长江水。蒋介石一心想剿灭共产党再扛抗日旗。可是，红军不仅没有被剿光，还长征到达陕北，率先打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此时热心内讧的蒋介石仍痴迷在剿灭红军的梦境里，没有清醒过来。直至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蒋介石惶惶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调停下，蒋介石终于答应六项协议，即:(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力;(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蒋介石被迫同意确立停止内战的国共合作政策。此时，国共两党表面上握手言和，携手抗日，实际上，蒋介石将抗日二字还只是挂在口头上，没有真正放下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早在五年前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海军竟然要登岸保护闸北一带日本侨民，要求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蒋介石当时想的是，中日矛盾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暂且答应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所以，他完全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命令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
蒋介石的软弱给了日本侵略者更大的野心，日本出动飞机，对闸北、真如一带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我许多无辜老百姓。十九路军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国民党十九路军击毙敌军万余，逼得敌人换了三次指挥官。明明是胜利者，南京政府竟同日本签订了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让中国人民再次蒙受屈辱。
卢沟桥的枪声，又让蒋介石寝食难安。
老蒋的态度变了(2)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领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中国共产党及全国民众的鼓动及催促下，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就卢沟桥事变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的解决。”蒋介石在讲话中还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四点明确立场: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我国外交最低限度。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次庐山讲话，于7月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负责人，到南京研讨抗日对策。同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心抗日到底。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反蒋派系也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抗日，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此时的蒋介石在抗日态度上，仍在谈与打中犹豫，不过喊打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一意孤行的日军，不管蒋介石采取什么态度，野心不改，我行我素。7月中旬，日军从东北和日本向平津及华北大量增兵，7月28日深夜，日军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第二十九军士气旺盛，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在北平南苑阵地指挥战斗中，以身殉国。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中光荣牺牲。由于蒋介石备战不足，第二十九军节节败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由于平、津失守，日军利用优势装备，采取南北夹击战术，一面以精锐之军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东边上海登陆。企图以武汉为中心目标长驱直入，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抢占中国沿海物资，分割中国应战军队，中国政府的整个抗战部署，就会支离破碎，从而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
8月上旬，日军按预期战略计划实施，主力南下的同时，另一部从上海登陆，淞沪战役应势发生。日军进攻上海也炮制类似狼吃小羊的借口。8月9日下午，日本两名海军陆战队官兵，驾车强行冲入虹桥军用机场，明目张胆地探测中国军队的情报。中国哨兵喝令他们立即停车退出，谁知那两名日军不但不听，反而开枪射击。守军当即予以还击，把那两名官兵当场击毙。驻扎在上海的日军立刻提出“抗议”，要求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拆除防御工事。在遭到我方严词拒绝后，日军就将海军陆战队和军舰集中到吴淞口一带，作好了大举进攻上海的准备。日军虎视眈眈，战争一触即发，京（南京）沪（上海）警备司令长官张治中立即亲率第五军驻守上海周围，同时调集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火速赶到上海，准备迎战。
蒋介石之所以能下定决心抗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代表分别在杭州、庐山会议上，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口头协议及部分条款的文字协议，尤其是8月12日，中共代表在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上实事求是的发言，对蒋介石的启发和鼓舞极大。
8月12日这天上午10时，南京的主要街道两旁增加了一些抗日的标语，从机场到中央饭店的马路上，一下子平添了许多军警、岗哨。明眼人一看便知，今天将有不平凡的人物到来。
果然，先后从西安飞来的飞机，给南京送来的贵宾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苏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将近中午，来自延安的贵宾被邀请到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进午餐。主人当中有军政部长何应钦，蒋介石的代表、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侍从室副主任姚琮，高级将领陈诚、顾祝同、周至柔等国民党要人。昔日在战场上交锋的对手，今天重又举杯共饮。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同饮黄河水、长江水长大的，如今都是肩负着治国重任的一代军人，在民族危难之际，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没有化解不了的历史旧账。
午后3时，中共的三位代表出席了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这是一次难得的会议，议程中有内部关系的调整问题，也有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国共两党在敌对了十年之后，双方高层人物终于坐在一起，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老蒋的态度变了(3)
会议开始，蒋介石先说了几句开场白，接着何应钦将他在庐山谈话会上的那篇充满了悲观情绪的讲话，重新在会上搬了出来，而且经过修改加工，悲观主义的论调似乎更加完整。他认为，敌强我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过于悬殊，强调种种困难，特别是缺乏装备，抗战前途令人忧虑等等。
何应钦的悲观论调给国防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周恩来感到问题严重了，如不立即批驳
，将给会议和抗战前途带来有害的后果。他迅速站了起来，指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在亚洲是一等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定。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条件。但是，日本是千岛小国，钢铁、煤、石油靠进口，资源先天不足，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极其匮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具有退步性和野蛮性。它虽然和德国法西斯勾结，但失道寡助，不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不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各方面都不如日本。可是，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可以进行长期战争。中国进行的是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中国已经受到并且还要受到国际上广大国家的援助，这和日本恰恰相反。因此，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是没有理由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坚持长期全面抗战，是可以获得胜利的。
朱德站起来补充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获得战争胜利不仅仅由武器装备的强弱决定，主要是人的因素，人的勇敢精神起着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