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南通机场开航至今，一直陷入亏损境地，成为当地的一个沉重负担。目前，华东地区已有3个机场停航，其中两个是因为航班量不足。
实际上，国内机场建设的重大失误早有福州长乐机场的前车之鉴，为什么有关部门不好好研究一下呢?
1997年6月通航的长乐机场，投资总额27亿元，包括利息达到32．28亿元，但通航后到2001年完成旅客及货邮吞吐量不到机场实际规模的l／3，通航5年，亏损ll亿元。
2001年11月，国家审计署对其进行审计后，定性为“决策失误造成严重国有资产损失”。
审计组公布了机场亏损的四大原因：
一是项目决策不科学，可行性研究中市场预测论证不充分，基础数据采集不科学；
二是项目建设规模过度超前，大量举债加大运营成本；
三是项目建设管理混乱，未严格执行基建程序，资金损失和资产闲置浪费；
四是机构运营后体制不顺，管理不到位。
从国家审计署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福建长乐机场建设中不论是前期决策，还是中期建设，还是后期管理等等诸多细节工作根本没有落实到位。如今长江三角洲又出现机场建设大战，我们的相关部门在决策时是不是应该细细考虑考虑呢?
决策过程可以概括为情报收集处理、拟定决策方案、选择评价方案和决策执行4个阶段。其中，情报收集处理是进行决策的第一步，如果情报收集不足，或收集的情报不准确，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我们政府的决策部门，|qi|shu|wang|在决策时这几个环节是否做到位了呢?
前文所说的美国兰德公司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曾提出了“中国将出兵朝鲜”只有七个字的报告，但这简单的七个字却有380页文字材料的支持。想想看，这简单的七个字的后面凝结了多少精心细致的功夫。
还有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故事：
美国福特公司的一台工业电机发生故障，各方人士检查了三个月，竟然束手无策，于是请来了德国专家斯坦门茨。他经过研究和计算，用粉笔在电机上划了一条线，说：“打开电机，把划线处线圈减去16圈。”照此做了，电机恢复正常。福特公司问要多少酬金?他要一万美元。人们惊呆了——划一条线竟要这么高的价!他坦然地说：“划一条线值一美元，知道在什么地方划线值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
这故事原说的是知识的价值，如果换个角度从决策来说，就是决策的结果很简单，但决策的过程很复杂，需要人们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此例来说，为什么要在此处而非在彼处划圈?为什么是减去16圈，而不是减去15圈或17圈?可以说，决策正确显本事，细微之处见功夫。决策的过程是一个从细节中来、到细节中去的过程。
决策关乎社稷民生，关乎国运兴衰，所以负责决策的政府部门，一定要做好前期的调查工作，把决策建立在扎实、细致的功夫之上，这样才会杜绝“决策拍脑袋、执行拍胸脯、结果拍屁股”现象的出现。
3、落实政府职能转变——细节见证服务品质
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是中国加入wto的需要，也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增强我国的竞争力的需要。我国早就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又提出了“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目标，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作为一个战略决策，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实际上，从2001年起，地方各级政府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上海、天津、南京、成都等在内，各大中城市都掀起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热潮，纷纷推出清理地方性法规，打造标准化、公开化平台，开展一站式服务等等。
内蒙古，彻底清理了30多万件地方性政策法规；
湖南，ll万份红头文件被废止；
江苏，废止地方性法规4件、省政府规章26件，规范性文件1136件；
深圳，4项地方性法规中，删除了要求“有深圳常住户口”的条款，户籍限制被取消；
一些转变政府职能的活动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比如，去年10月14日广东公安推出“父母一方有常住户口、子女未登记出生户口可给予户口登记”、“身份证办理报失即可申办新证”、“50张以上暂住证登记可预约上门办理”等23项便民措施，让人们感受到来自公安部门的服务。而且，如果这种服务真正落实到位的话，将会大大降低社会成本。比如，50张暂住证的登记，如果是外来人员个人去办理。那么50个外来人员为此耗费的时间、精力将远远大于一位行政管理人员上门服务所花费的时间成本。而新措施的出台，就是用政府服务的直接成本加大换取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去年8月初，安徽省档案局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向全社会公开79个省级部门的6418份“红头文件”。此举在社会上“反响很强烈”。服务中心开放的第一天，就有近50人前来查阅文件，之后一个月内，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很多群众想通过这种渠道了解国家政策，维护自身利益。
但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远非出台一些政策就可以马上解决问题的。出台这些措施，从反映政府的意愿和改革方向的角度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正如我前面所举的戒烟的例子：下一个禁烟令很容易，但要真正达到戒烟的效果。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细节上的疏忽，都会使禁令流于形式。这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会而影响政府的声誉和威望。
1998年底。中国电信总局和国家47个部委(直属单位)信息部门发起“政府上网工程”，启动了中国政府信息化的进程。但时过5年之后的2003年，有记者对某市几十个政府部门网站进行调查，向其中10个网站发出了咨询的电子邮件，结果只有五个部门给了回信，其它网站杳无音信。而接到的五封回信。也是惜墨如金，礼节性的成分也大于实用性，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样的网站有什么意义呢?
政府行为，事关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个细小的事情都会通过放大效应而突显其社会影响。就群众的生活来讲，细节的东西比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更能使人们切身地感受到，所以，在政府服务中，细节有其突出的重要性。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
就拿已令人们头疼的北京交通拥堵问题来说，北京200多万辆机动车，如果平均每辆车每天在路上浪费半小时，那么200万辆车加起来就是47000多天时间，相当于一个114岁的人白白地活了一生——还不算浪费掉的汽油的价值。
比如，在实行政府采购的行动中，辽阳市政府采购中心做出了实质性的举措：率先在全省建立了800平方米的办公用品超市，并规定，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必须到该超市统一采购办公用品，以减少因消耗巨大的办公费用而滋生的腐败。据悉，建立这一“防腐超市”，预计每年可节省约750万元的办公采购费。一个中等的辽阳市尚且如此，如果全国各地都采用这种办法，将节省多少经费!
从现在的情况看，政府要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从观念上、从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和体制改革上等方面着手，实实在在地从细节做起。
高京华先生供职于z-公司。该公司是著名的无线局域网全系列产品提供商，创建于美国硅谷，现在“江苏软件园”投资落户。高先生在硅谷工作了lo年之久。谈及中国软件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硅谷的差异，他对国内硬件环境表示满意，但认为软环境——金融、保险、物流等，也包括政府服务——就“差了许多”，让人感觉在中国内地办企业“太累，无效劳动太多”。
他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企业发工资、缴保险的成本。“我们在硅谷做这件事的全部运作成本只有25美元：美国银行下面有一个叫adp的专业服务公司，你和它签个合同把发工资的事交给它就行了。美国的工资结构比中国这边复杂得多，它会帮你把该交的交，该发的发，包括各种税费各种保险都给你处理得好好的。你每个月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通知它工资额有没有改动，如果接不到你的通知，adp会在最后期限打个电话再确认。一个电话10秒钟，一切都搞定。但在中国内地就没这么轻松了。缴纳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金，得派一个专人跑政府相关部门，为一件事跑好几个来回是常有的事，而且经常莫名其妙地交滞纳金。我经常想，为什么就不能有人来做这些‘软的事情’，让企业专心经营?我们办企业，每一分钱都要花在研发上，算得非常细。从美国过来，就是看好这里的劳动力成本低，但如果社会成本居高不下，其他优势会被抵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