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随即在今天又搬家了。搬到哪里去了？我还没有找到。糟糕的是，谢尔不再烤面包了，因此我们也不再有面包了。我刚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带回一张价值1500英镑的订单。在战火纷飞时得到这样一笔订货真不赖，虽然这仅仅是个一般性成绩。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来了一封十分亲切的信，信内表达了理事会对我安全的担心。根据该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个人安全有利的步骤，也包括离开南京。多谢了！信使我感到高兴，但是，假如我留在这里，此刻该怎么办理战争保险呢？对此也许会来一个答复。
9月24日
以往，人们都会为阳光明媚的一天而高兴，现在我们却担心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阳光明媚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意昧着日本人的空袭，为此我们希望晴天要尽可能地少。昨天是阴雨天，所以我们没有挨轰炸；今天收音机里报告说，一个由40架日机组成的飞行大队昨天已经飞往南京，但在半路上又折了回去。今天下了雨，云层很低。因此我们都高兴地走了出来！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全体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对违反国际法空袭南京平民的抗议。日本人对此却平静地答复说，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轰炸了建筑物或是军事目标，绝对没有伤害南京平民或是欧洲友好国家侨民的意图。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至今绝大部分的炸弹并末命中军事目标，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且调查表明，所有平民百姓中最贫穷的人受害最严重。挤满难民的火车和仓库，受到了最猛烈的轰炸。上海市民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最近，在一场猛烈的轰炸和在防空洞里蹲了几个小时以后，我打开收音机(波长600——上海)，想听点音乐换换脑筋，却听到正在播送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末了，播音员还情绪过分激动地说：“此首乐曲是上海殡葬机构理事会的深情奉献！”
此时还有更好的奉献吗！
德国大使馆送来一份请柬：
定于今天(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座谈会，敬请全体德国公民参加。
9月25日
阳光明媚，天气晴朗！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有空中来访。假如紫金山被乌云笼罩，那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朋友和敌人都担心自己的飞机会撞上山头。这是中尉阿德霍尔特对我说的。他一定知道这事，因为在这里他是探照灯和高炮方面的专家。
根据今天德文《远东新闻报》的简讯称，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为保障留在南京的德国人的安全，已做好了准备。我们听到后都急于想知道他要怎么做。昨天在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上，他透露了一项很不错的计划。他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库特沃”号，据说，每天租金为1000墨西哥比索，这艘轮船将载着凡是能离开的德国人溯江而上，也就是说离开危险区，但不太远，以便不久又可以返回。我说这是个好主意。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登上这艘轮船，因为还缺少必不可少的运送我们登船的摩托艇。尽管大使馆的几位官员(许尔特尔和霍特)有一艘摩托艇，但它目前并不能使用，据说，是发动机有毛病，即使能开动，每小时也只能行驶两海里。这样，要登上轮船就很困难。为此还必须再找到一艘汽艇。此外，“库特沃”号还必须尽可能驶入下关，停在一艘外国军舰的附近，以便人们能迅速和安全地登上轮船。
9月25日，晚上7时30分，在烛光下
哎，我们的来访者早该走了，它们的表现很不得体，逗留的时间太长了，即：9时30分～10时30分；12时～14时30分；15时～16时20分。
后来，在16时45分还有一次虚传的警报。这样，我陪同施特拉斯尔博士进午餐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14时30分～15时)。施特拉斯尔博士是在到银行去的途中躲避到我这里来的，不得不在我这里待了一整天。上午11时～12时之间我正在铁道部，幸好还能够很快地和李法堂及冯谈了有关合同事宜。16时20分，我试图和韩(湘琳)先生赶到下关去看看电厂的情况，但两次都被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因为城北方面还没有收到“警报解除”的信号。突然之间，电动警报器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开始改用警察设置在交叉路口的警铃报警，看来发电厂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我们第三次去电厂的途中，到了厄梅上尉那里(西流湾)就停下了，新一轮警报(后来证实拉错了)又把我们吓走了。我们冒着危险坐汽车回到了家。下午5时左右，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们才又到下关去查看。
有8枚炸弹落在电厂。当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飞机的残骸和失去脑袋的日本飞行员的尸体掉在总机房的后面。电厂里没有人遇难，只有几个苦力因玻璃碎片受了轻伤。但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的大门口。他们当时一定是想逃进某个防空洞去的。那里的大楼看上去破坏得最惨。有几枚炸弹(据说只有两枚)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在配电房里爆炸，配电设备因此被全部破坏。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其中三分之二已不复存在，余下的三分之一已被挤成一团。办公室里所有东西被炸得粉碎，楼上办公室的墙壁都炸飞了，只剩下了钢筋水泥柱，其中一部分已经开裂或是弯曲了。很粗的t形钢结构横梁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只有一个地方轻度弯曲。锅炉设备以及涡轮机奇迹般地依然存在，没有损坏，只有位于南墙的一台涡轮机(我估计是一号涡轮机)似乎受到了一点损坏，至少钢外壳上有几道箍脱落了。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1厘米大小)达几厘米厚。肯定是由于炸弹的气浪产生一种吸力，把总机房的全部窗子向内撕拉而造成的。我和陈厂长以及几个工程师一起对大楼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后，便决定由我请求我们在上海的总部派一名工程师来，查看损坏的情况，并提出意见，给予帮助，因为最高统帅对此十分关心，要求电厂尽快恢复正常。我们在黑暗中坐了片刻。晚上7时，街上的路灯又亮了。我还不清楚是哪里来的电。韩(湘琳)先生说，它来自浦口铁路照明用电发电站。
城里落下了一大批炸弹。又有一架日机在城南被击落，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刚才打电话告诉我，他从瓦茨尔家的房顶上看到，这架飞机是在3000米高空被击落的。
9月26日
呸，天皇殿下！午夜2时30分，他们还把我们从床上叫了起来！电动警报器又恢复正常了。据我此刻得到的证实，浦口津浦铁路的电厂已和南京的市内电网并网。这是一件太好事。我房子里的电灯也亮了(今天凌晨2时30分还是黑洞洞的)。于是，我没有系领带，只穿着睡衣和睡裤就走进了防空洞。如同往常那样，这里已挤满了中国朋友们，有男有女。当我在下面觉得太难受时，就坐到了学校房子的大门口去，身旁放着盛有茶水的热水瓶。天下起了小雨。我等待着，一直等到4时，才响起了“警报解除”的鸣鸣声。机群转向另一个方向飞走了。阿德霍尔特先生说得对：下雨天我们就有“和平”。我补睡了一会儿觉。今天是星期天。乌拉！还一直在下雨！我多么高兴啊！！
9月26日，上午10时
这个时间我们不应该“高兴”——这不言而喻！韩(湘琳)先生刚才来了电话，说中央广播电台昨天受到了严重破坏，城里电台的广播电缆也断裂了。这么说，日本人达到了目的：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暂时被炸成了哑巴。但据说当时没有人遇难，真是谢天谢地。如果允许的话，得出去看看情况。
9月26日，下午4时
我坐车在全城刚刚查看了一遍回来。中央广播电台昨天中了10枚炸弹，但电台本身没有受到很大损失。我不能说这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有可能是别人对我说了假话。可惜刘工程师不让我进人大楼，因为他们正在那里进行某种秘密设计(自己制造的10千瓦电台)。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对外界说电台被炸毁了，实际上损失并不很大。就在电台的前面，在投弹的方向，有好多房屋(可能是军营)以及政治犯监狱的一部分围墙都被炸毁了(当场炸死了一些人)。除此以外没有看见别的情况。
距离中山路上德国黑姆佩尔饭店不远处，在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大约有12所中国人的房屋被几枚炸弹炸得精光。房子前面一个防空洞里，除去坐在中间的一个人外，里面的所有人都因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而丧生。有一个伏在防空洞后面地上的行人被抛出了10英尺，却幸免于难。总共被炸死30人。一些上面印有红卍字标记的普通木头棺材还是空空的，人们从昨天下午起就在废墟中寻找其余的尸体。街对面房子(约有8所)的窗户和门全部都被炸弹产生的气浪冲坏了。远洋通讯社不得不把办公室迁走。中央医院里落下了15枚炸弹。这很难说是否就是把医院当作轰炸目标。但看上去很像是这样，因为许多弹坑一个接一个，就在中山路的方向。它的后面就是国家资源委员会及其一些实验室，它们已经被轰炸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