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唐将军在中午12时之前没有将他的部队撤出去，所以日本人现在正在忙于将中国军队的残部清理出城市(肃清残敌)。当然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但是现在距离以前曾经提到过的“艰难的时刻”却是没有多远了。我和衣而眠。午夜2时30分的时候，响起了猛烈的炮火声，其间还伴有机枪声。炮弹开始可怕地从我们的房顶上呼啸而过，我让韩先生一家以及我们的佣人们进入防空洞，我自己则戴上了一顶钢盔，头“最为高贵”，一定要完好无损。东南面起火了，火光将周围照得通明，前后长达数小时之久。所有的窗户不停地发出铮铮的响声，建筑物在炮弹爆炸的轰鸣中以几秒钟为一个间歇有规律地发出颤抖。五台山高射炮阵地遭到了炮击，同时也进行了还击，而我的房子就在这个炮击区域范围内。南面和西面也开始炮击。对这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稍微有些适应了以后，我又躺到床上睡觉去了。其实根本睡不着，只是打个盹。
12月11日
上午8时，水电都停了。炮击还在持续。有时炮火声会稍微减弱一些，但紧接着又会重新开始。我们的金丝雀“彼德”好像很喜欢这个，它放开喉咙唱着，这金丝雀似乎比“乌鸦”更加镇定，我可没这份心情唱歌！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实际上安全区并不“安全”，这里仍然有武装士兵，想将士兵清理出去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看来一个中国将军的话顶不了什么用！可悲呀！我们无法像原来计划的那样通告日本人：安全区内已经没有军队。
上午9时，安全区落下了第一批炮弹，地点在福昌饭店、世界剧场的附近，共有21人死亡，约12人受伤。负责管理该饭店的施佩林被玻璃碎片击中受轻伤。饭店前的两辆汽车燃烧了起来。另有一枚炮弹落在安全区内(中学)，炸死13人。一再有人抱怨中国军队没有撤出安全区。鼓楼医院前，而且是在安全区一侧正在构筑工事。执行这项任务的军官拒绝在街道的另一侧施工，他觉得医院一侧的沙质士丘更为合适。我和马吉开车去那里，打算平心静气地调解此事。在路上，我们发现士兵们正在山西路广场内挖壕沟。那些在广场边上形成一个尖角的房子被士兵砸开了，我亲眼目睹了门窗被砸开。为什么要这样，没人能给我解释！许多伤员从中山路上被抬过去。士兵们正在准备中山路的防御。那些沙袋做的路障、被砍倒的树木以及铁丝网等，对坦克车来讲几乎算不了什么障碍。我们和鼓楼医院前的军官交涉，他客气但却坚决地拒绝遵从我们的愿望。我在鼓楼医院给龙打了电话，请他立即和唐将军联系此事。
下午6时，参加下午6时新闻发布会的除了报界的代表外，就只有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了。其他外国人要么上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要么就上了“帕奈”号美国炮艇朝上游去了。斯迈思博士说，名义上隶属于我们的警察抓到了一个小偷，想知道该如何处置他。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在场人员的笑声，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就连高级法院也要由我们来代理了。我们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然后减刑为24小时拘役，后因没有拘留所，又将其释放。晚上8时，我把韩先生叫到面前，建议他携家眷搬到宁海路5号我们的总部去，那里的防空洞要比这里的好。此外我的房子距离五台山高射炮阵地太近，日本人现在已经把炮口对准了那里。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自己也应当搬过去，因为今天夜里日本人很有可能会发动猛烈的进攻。韩先生暂时还不想离开他的住处(他目前住在原来的德国学校)。明天他打算在住宅区找另外一套住房。我随之也决定留在自己的房子里。晚上9时起，城市遭到了炮击。但是进攻不久便减弱，接着出现了令人琢磨不透的沉寂。城市的西部火光冲天。
12月12日
我原来以为日本人可以在平静中接管城市，但这种想法没有得到证实。在安全区内仍然可以不断地看见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军人，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就连警察佩带的也不再是手枪，而是违反规定地带上了步枪。看来不论是士兵还是警察都没人遵守唐将军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清理安全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早晨8时，炮击再度开始。
中午11时，龙和周奉唐将军之命来请我们做最后一次努力，签订停火3天的协议。在这3天内，守城部队撤退，然后将城市交给日本人(和原先的想法一样)。我们起草了一份新的致美国大使的电报、一封在电报发出前应由唐将军先行寄给我们的信件以及一份和谈代表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的内容是：和谈代表在白旗的保护下，在阵地前沿向日军最高指挥官递交有关停火协议的信件。施佩林毛遂自荐充当和谈代表。整个一个中午，我们都在等待着回唐将军那儿取那封必要的信件的龙和周。到了晚上快6时的时候，龙来了。他说，我们的努力已经没有用处了；对停火来讲，一切已经太晚了，日本人已经到了城门边上了。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悲哀，对这种结局我也从来没有悲哀过，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种最后努力的做法。事情很明显，唐将军想不经过最高统帅的批准便签订停火协议。在通知日本人时，“投降交城”这四个宇是无论如何不能提到的。在起草停火的申请或请求时，一定要让人觉得这个动议仿佛是由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换句话说，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的身后，因为他预料到最高统帅和在汉口的外交部会有严厉的指责，他害怕受到这个指责。他想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委员会及其主席拉贝的身上。这是我很不喜欢的！
下午6时30分，紫金山上的火炮在不停地轰击着，山的周围都处在电闪雷鸣之中。整座山骤然间置身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被点着了。(这是一个古老的有关南京陷落的象征。有句民谚说：“紫金山焚则金陵灭。”)可以看见中国平民从南面逃过来，他们沿着安全区的街道奔向他们的容身之处。跟在他们后面的好几支中国部队声称日本人已经跟着他们进来了。但是这条消息不准确！从逃跑的部队的步态来看，最后几支部队是在悠闲地穿街走巷。由此可以判断，他们没有受到敌人的追赶。我们断定，这些部队肯定是在南城门或光华门遭到了敌人炮兵的猛烈轰击，惊慌之下四散逃走了。越接近内城，他们就越镇定。原先的狂奔乱跑现在变成了逍遥的进军。当然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总攻即将开始。
我告诉韩先生和总部的其他工作人员，我们得提前回去，免得中国委员的家人为他们在外的丈夫或亲人担忧。我自己和韩先生开始往回走，到家做些准备，以免我们因为炮击或轰炸而陷入困境。我在手提箱里放进了必要的洗漱用具，在必不可少的药箱里放进胰岛素、包扎用纱布等等。随后我让人把这些东西送进新挖的防空洞里，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防空洞比原来的要安全一些。我在皮大衣里又塞进了必要剂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备我在必须离家时用得上。我装满了东西，看上去像个圣诞老人，觉得行走很不方便，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是依赖胰岛素的。有一小段时间我有点忧虑，我还能带点什么走呢？我再一次走过所有的房间，又仔细看了一遍，好橡要和家里那些破烂东西告别似的。那儿还有几张孙辈们的照片，这得放进口袋。这下我装备完了。我很清楚，此时此刻是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临刑前的幽默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小丑，你笑吧！表演还在继续！快到晚上8时的时候，龙、周两位先生(林已经撤退了)到我这儿请求在我的住房里得到保护。我同意了。在我们回家前，两位先生在委员会的钱柜里寄存了3万元。
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我们的财务主管，安全区的财政部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