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市的现行价是每担9元，这样，日本军队共欠国际委员会28.75元。
12)12月14日夜晚，11名日本士兵闯入钢银巷的另一所房屋，强奸了4名中国妇女。
13)12月14日，日本士兵闯进美国女传教士格雷斯·鲍尔小姐的住所，抢走一双皮手套，喝掉了桌子上的所有牛奶，然后又用手把糖罐全部掏空。
14)12月15日，日本士兵闯入美国医生r．f．布雷迪的车库(双龙巷1号)，打破福特汽车的一块窗玻璃，然后又带来1名机械师，试图发动汽车。
15)12月15日，日本士兵闯进汉口路的一个中国居民住家，强奸了一名年轻妇女，强行拖走3名妇女。其中2名妇女的丈夫跟在日本士兵的后面追赶，结果这2名男子被这些日本士兵枪杀。
如前所述，我们委员会的外国成员已经对以上事件进行过核实。
签字：刘易斯s．c．斯迈思
秘书
德国顾问的房子几乎也都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抢劫。已经没有人敢出家门了！为了让汽车出入，有的时候要打开院门，这个时候外面的妇女、儿童就会涌进来，跪在地上磕头，请求我们允许他们在我的院子里露宿(我已经接纳了100多名极为困苦的难民)。眼前的悲惨局面是常人很难想象的。
我和菊池一起开车去下关察看发电厂和几个剩余的大米储备点。发电厂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如果工人们对日本人的保护持信任的态度，那么估计发电厂可以在几天内恢复供电。我很乐意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但是由于日本士兵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行为，要想把必要的40名～45名工人募集到一起，可能性非常小。在这种形势下，我也不愿意冒险通过日本当局从上海调一名德国工程师来。
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其中有50名安全区的警察也要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招江门被炮火打得干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组织所属的红卍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到处都是处决的场所，有一部分人是在军政部对面的简易棚屋前被机关枪射杀的。
今天晚上来访的总领事冈崎胜雄解释说，虽然有一些士兵被枪杀，但是剩余的人都将被安置到扬子江心的一个岛上的集中营里。
我们原来的校工也被子弹击伤，现正躺在鼓楼医院。他被强征苦役，干完活后得到一份证明，在回家的路上他被人莫名其妙地从后背击中两枪。原先德国大使馆给他开具的证件现在就摆放在我的眼前，上面浸满了血迹。
写到这里，后院里响起了日本士兵的砸门声。见佣人不开门，几个日本士兵就在院墙边探头探脑，看见我突然打着手电筒走了过去，他们立即就一溜烟地跑掉了。我们打开大门，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一段距离，直到他们消失在一个黑黢黢的巷子里，这个巷子的下水道里3天来也已经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状况，人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假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大家的希望是，我这个“洋鬼子”能驱赶走凶神恶煞！！
前面提到的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在他今天的来访中还提请我们注意，虽然日本人没有承认我们的委员会，但是我们将受到的待遇就如同被他们承认了一般。我们接着向负责接待我们在日本大使馆谈判的福井喜代志先生递交了我们致日本大使馆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7年12月17日(译注：此信作者放在了12月16日的日记中)致福井喜代志先生日本帝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南京
尊敬的先生们：
昨天下午总领事冈崎胜雄先生指出，从法律角度来看，国际委员会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作出若干说明。
我们从未考虑寻求某种权力，与日本当局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马市长将城市在特别时期的几乎所有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这其中包括管理警务、看管公共机构、消防、管理和支配房屋住宅的权力、食品供应、城市卫生等等。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的上午，贵军获胜进城的时候，城市的管理权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唯一尚在运行的机构。当然，我们所获得的全权不能超出安全区的界线，而且我们在安全区也无权享有主权。
日本驻上海当局曾向我们保证过，只要安全区内没有军队或军事设施存在，贵军就不会蓄意攻击安全区。鉴于我们是唯一的城市管理机构，贵军进城后，我们立即试图和先头部队取得联系。12月13日下午，我们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贵军大尉，他正率部进入预备阵地。我们向他作出了必要的解释，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了安全区的界线，此外我们还恭敬地向他指出了3个红十字医院的位置，通告了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情况。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配合和平静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即：我们得到了贵军的完全的理解。
当天晚上和次日早晨我们起草了12月14日的函件，并让人译成日语。为了将这封信转交给日本当局，我们的拉贝先生、斯迈思博士和福斯特牧师3人一直在忙于寻找贵军高级军官。关于这一点，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可以证明。我们一共和5名贵军军官进行了接洽，但是他们都指出，此事要等到第二天最高指挥官抵达后和他联系。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日本帝国大使馆福田德康先生和关口先生来访，关口向我们转交了“势多”号舰长和舰队军官的致意帖。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12月14日的函件，并向关口先生保证，我们愿意为电厂恢复供电提供帮助。
同一天中午，我们荣幸地在交通银行和特别长官(参谋部和特务机关长官)进行了会晤。对我们12月14日的函件，他给予了口头正式答复。他告诉我们，日本岗哨将布置在安全区的入口处，平民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执行巡逻任务，但是只能装备警棍，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储备的1万担大米可以提供给难民，准予将原城市管理当局指定给委员会的粮米储备运进安全区，尽快修复电话设施和水厂、电厂，此事至关重要。
关于12月14日函件的第4点，只作出了如下的答复，即：难民应尽早返回原住所。
有了这个答复，我们便鼓励我们的警察继续他们的工作，向居民们保证，经过向贵军军官的必要解释，他们将会受到良好的待遇。我们并且开始了粮米的运输工作。
但是恰恰从这个时候起，只要没有欧洲人陪同，我们的卡车在街上就会被扣留。从星期二早晨起，我们领导下的红卍字会开始派车在安全区收硷尸体，但是他们的车不是被强行拖走，就是被企图扣留，昨天甚至有14名该会的工人被拖走。我们的警察在执行警务时受阻，昨天在司法部执行警务的50名警察遭逮捕。据在场军官称，要带走他们枪决。另有45名我方的“志愿警察”昨天下午也同样被带走(这些“志愿警察”是委员会于12月13日下午组织起来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安全区内的“着装警察”尽管必须日夜执勤，但靠他们仍然不可能完成安全区内的譬务工作。这些“志愿警察”既不着装，也不拥有任何武器，他们仅仅佩戴臂章，而且从性质上看不过就如同欧洲的童子军，他们临时承担一些小型服务工作，例如帮助维持民众秩序，做一些清扫工作，在急救时帮帮忙等等)。
12月14日，我们的4辆消防车被贵军征收用于运输。
我们力争让日本大使馆和贵军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为了南京平民百姓的利益，将城市的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一旦日本当局成立新的城市管理机构，或者其他的组织机构，我们将移交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职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我们为了平民百姓的利益，为了维持安全区的秩序所进行的工作，贵军士兵横加阻挠。这样做的后果是破坏了我们为维持秩序而建立的体系，从12月14日早晨起，扰乱了我们必要的公务活动。具体地说是这样的，12月13日，当贵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在安全区几乎集中了城市的全部平民百姓，安全区当时只遭受到轻微的炮击损失，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对安全区没有进行任何抢劫。完全可以说，我们为贵方和平地接过了整个安全区，在城市的其他区域恢复秩序之前，为使正常的生活能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作出了一切的准备工作。一旦秩序恢复，就可以在全城恢复正常的交通。但是到了12月14日，贵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留下来的27个欧洲人和中国居民一样震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