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据说蚕豆将于这个星期六运抵南京，由南京的自治委员会免费分发给本城的穷苦百姓。我们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不对在安全区以内或以外分发蚕豆作任何限制。如果这种引人注目的合作尝试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希望是为继续船运食品到南京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我们作为一个美国传教机构和民间救济组织理应拥有的权利：为救济某个国家贫困居民运送或接收食物。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目前居民能够得到蚕豆比我们坚持严格遵守原则更为重要。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在将来能够遵守这些原则。
本委员会将负责代表出于慈善目的捐钱购买这批货物的人的利益，将蚕豆发到原定领取人的手里。如果这一原则得不到贯彻，我们将敦促捐款人今后放弃继续船运货物到这里来。
我们的朋友们和捐助者一定也乐于获悉本委员会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收回日本人占领南京时从我们储备粮中没收的1.0933万袋米和1万袋面粉。我们试过一切办法与日本人谈判此事，但至今仍无结果。我们甚至对日本人表现出了新的姿态，在2月6日通知他们，如果他们将储备粮交给自治委员会分发的话，我们十分乐意和自治委员会进行合作。这次也是劳而无功。(参见1938年1月26日、1月27日我们的信函，文件号为43、44。)
在中国进行救济工作的经验表明，解决食品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在每年的4月～5月通常要比冬季更为重要，当国内发生动乱影响收割庄稼或是在接下来的夏季里，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粮食快要用完，为了对付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无论如何需要购买新的储备粮。我们合法拥有的1.0933万袋米和l万袋面粉肯定足够应付这种情况。
在我们过去和日本当局就此事的谈判中，他们曾表示，他们希望一切储备粮均由自治委员会进行分发。在他们占领南京两个月内，他们通过自治委员会只免费分发了2000袋米。此外，他们还卖给了自治委员会8000袋米和1万袋面粉，由它转售给居民(例外的情况是有几次零星的救济和不定期的分发，但数量很少，而且不是通过自治。委员会分发的。关于此事，我们想在这里指出，25万人吃饭每天需要1600袋米)，但现在日本人给自治委员会的每天交货量已减少到400袋米；在我离开南京的前3天，他们既不提供米也不提供面粉了。这样，提供免费分发的数量要比没收我们的储备粮少得很多很多。
如果日本军队真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关心中国居民的健康，它就应当相应地对国外的救援组织施加影响，使其为购买米、面和其他粮食募捐款项，达到相当于14.433万元价值的食品(按照南京现行市价计算)，只有这样，才能补偿原本合法属于国际委员会，但后来被日军没收的那批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令国外的救济救援组织刮目相看。
2月23日(在英国炮艇“蜜蜂”号上)
“蜜蜂”号于上午9时起航，下午经过镇江。因为按日本人的命令夜间不得在长江上航行，晚上我们抛锚停泊在口岸。
我在船上被安置得十分好，舱房、伙食和服务都是一流的。艇上的中国服务人员似乎对汪先生(现在名叫罗福祥)在绞尽脑汁地猜想。他们看出他不是佣人，但我们绝不吐露。“蜜蜂”号上的军官们认为，他是我的买办。我的健康状况好了一些。
2月24日(在英国炮艇“蜜蜂”号上)
11时左右，我们航行经过江阴要塞。我们看得到中国人的许多大炮显然还很完好。除去一些弹坑外，没有受到太严重的破坏，据多家报纸的报道，破坏情况要严重得多。可以看到扬子江两岸有中国人在田里劳动。我们从3艘军舰的残骸旁驶过去：一艘日本炮艇、一艘中国炮艇和一艘中国的“海鹰”号巡洋舰。下午3时我们经过了通州。我们停泊在(吴漱口上游约30英里处)浮标附近宿夜。
2月25日
昨天晚上有些激动。从南京来了无线电消息，说根据日本军队的禁令，“万通”号船上的蚕豆不得运入南京。人们担心“蜜蜂”号有可能必须立即返回。在这种情况下，返航途中我就要在通州上岸。幸运的是并非一定要求返航，使我们今天上午能够继续向上海行驶，计划抵达上海时间是下午2时。我请人用无线电通过美国总领事馆和德国总领事馆分别向菲奇和西门子洋行(中国)通知我的到达。据说菲奇要在次日下午出发到美国去，我非常想在他出发之前还能见到他，把他的南京邮件交给他。
2月26日
我们于昨天下午2时驶抵上海。在经过停在港内准备起航的“格奈森诺”号(译注：德国护卫舰)时，我听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名字，但却不能确定呼叫声来自众多舱房的哪一个窗户。今天我听说，原来是玛戈特·施密特，她正在“格奈森诺”号船上送别普罗布斯特夫人和霍普一家人。菲奇先生也在船上。因此我不再能把他的南京邮件亲手交给他，因为当我于3时15分上岸时，“格奈森诺”号已经驶走，并且联系不上了。在经过海关码头时，我看到妻子正在等我，但她在远处没有认出我，虽然我极力让自己表现得引人注目。
现在，我已在上海舒适而暖和地(像树与树皮之间的一条蠕虫)坐着，觉得很像是“胜利部队进入柏林后的吹牛家”。每个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这使人十分难堪。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在内心有什么堪称英雄的东西。每当有人唱起赞歌时，我就会一再想起一首美丽的诗歌。这首诗是说有一个汉堡少年，他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伙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的父亲去拜访他(他已躺在床上)，感谢他救了他儿子的命，他说：“救了命？？哦，没有的事！”满不高兴地又翻过身去睡了。
上海的德文报纸于星期六(1938年2月26日)刊出文章：
向约翰·拉贝先生致敬
当日本的部队在11月底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时，在外国人的私人圈子里产生了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使外国的侨民和中国的平民在预期发生的战斗时可以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国际委员会由此诞生了。它把不同国家的公民(其中有3个德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等)联合了起来。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全体委员们的信任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战斗爆发时，安全区已经组织完毕。委员会的成员们本来可以到停泊在扬子江上的轮船上去避难，这并不困难。可是，拉贝先生和他的委员们放弃了让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机会，决心将承担的使命进行到底。由于他们不怕自我牺牲的行动，在中国部队撤退和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那些困难日子里，使数十万人得以免受饥饿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们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才能做出这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贡献。
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承担着最大的工作压力，工作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约翰·拉贝先生在南京困难的日子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献身精神，给“德意志”这3个字和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南京的安全区委员会在我们中间人人皆知，我们十分高兴地获悉，拉贝先生已于昨天下午抵达了上海，他还是那么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他的夫人已在上海十分焦急地等了他很长时间，她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肯定会受到他在上海的全体同胞的热烈欢迎！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外组织中国分部的党部机关刊物(《东亚观察家》)1938年3月1日在上海给我的献词，内容如下：
尤其是党员约翰·拉贝在南京的全身心投入工作值得给予最高的赞赏，他的战友、党员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德国侨民爱德华·施佩林同样是如此。这3个男子汉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自愿地献身于无法及时逃走的南京贫苦的和极端贫穷的居民。
不仅是在极端困难时得到过这3个男子汉帮助的中国人会感激他们，我们在中国的全体德国人也会由衷地钦佩他们。
签名：拉曼
中国分部部长
德国大使馆编号：5720/2550/38汉口，1938年3月22日致约翰·拉贝先生西门子洋行(中国)转交上海
尊敬的拉贝先生：
鉴于您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做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希特勒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