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贡当松和亲爱的佩拉德已经死了，雅克·柯兰是唯一有足够能力继承我位置的人。雅克·柯兰杀死了我的这两个无与伦比的暗探，好像在为他自己安排位置。先生们，你们也看到了，必须授与我全权才行。雅克·柯兰在附属监狱。我马上去检察院见德·格朗维尔先生。请你们派某个心腹人物到那里和我接头，因为我必须向德·格朗维尔先生出示信件，他对我毫不熟悉，我还要把这封信交给议长，或者派一位令人尊敬的引见者……你们还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因为我大概需要半小时更衣，也就是说，把自己打扮成该在总检察长先生眼前出现的那个模样。”
“先生，”德·肖利厄公爵说，“我知道您很能干！您能保证成功吗？……我只要求您说出‘能’，或是‘不能’。”
“‘能’，但是要给我全权，而且你们保证以后永远不要就此向我提问。我的计划已经确定。”
这个阴险的回答使两位大人物微微颤栗。
“好吧！先生，”德·肖利厄公爵说，“您将这件事列入您的日常公务吧。”
科朗坦向两位贵族老爷致意告别。
亨利·德·勒依古尔立刻去见国王。费迪南·德·格朗利厄叫人给他备车。由于他担任的职务，他享有随时晋见国王的特权。
这样，社会上下各种利害关系纠集在一起，受必要性所驱使，集中到总检察长的办公室里。这些利害关系由三个人作为代表：德·格朗维尔先生代表司法部门，科朗坦代表豪门贵族，他们两人面对一个可怕的敌手雅克·柯兰，他是蛮横强暴的社会恶势力的化身。
司法与王权结合在一起向苦役犯和他的诡计进行较量，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搏斗！苦役犯是大胆无畏的象征，排除琐碎的计算与考虑，不择手段，没有王权的虚伪，丑恶地象征着饿肚子的人的利益，是饥饿者急速和血腥的抗议！这不是进攻与防守的关系吗？不是抢劫与护卫财产的关系吗？不是社会状态的国家与自然状态的国家狭路相逢这一可怕问题吗？总之，过分软弱的政权代表与野蛮的扰事者之间达成的反社会的妥协，在这里可以找到一幅生动骇人的画面。
有人向总检察长禀报卡缪索先生来到，总检察长示意让他进来。德·格朗维尔先生早就预感到这次来访，想要借此机会与这位法官商定了结吕西安案件的办法。可怜的诗人死去的前一天，他曾与卡缪索一起找到的那个解决办法，已经不能用了。
“请坐，卡缪索先生，”德·格朗维尔先生说，一边坐到自己的扶手椅上。
这位官员与法官单独在一起，让人看出他已经疲惫不堪。卡缪索望着德·格朗维尔先生，发现他如此坚毅的脸庞几乎变成了青灰色，显出极度疲劳和彻底沮丧的神色，表明他的痛苦大概要超过死刑犯国书记宫宣布驳回向最高法院上诉时所感受的痛苦。按法院惯例，宣布驳回上诉就等于说：“作好准备吧，你的最后时刻来临了！”
“伯爵先生，”卡缪索说，“虽然事情紧急，我还是下次再来吧……”
“别走，”总检察长姿态庄重地回答，“先生，真正的司法官员应该承认自己的焦虑，并且将它埋藏在心底。如果您在我身上看出了一些烦乱情绪，那是我做得不对……”
卡缪索做了一个手势。
“上帝保佑您不要经受我们生活中这些迫不得已的事，卡缪索先生！即使再小的事，也会把人压垮的。我刚刚在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那里过了一夜。我只有两个朋友，就是奥克塔夫·德·博旺公爵和德·赛里奇伯爵。德·赛里奇先生、奥克塔夫和我，我们从昨晚六点直到今晨六点一直呆在一起，轮流从客厅到德·赛里奇夫人的床边去照看，每次都担心她死了或是永远疯了。德普兰、比昂雄、西纳尔，还有两名看护人员，一直没有离开房间。伯爵很爱他的妻子。这一夜呀，一边是一个因爱情而发疯的女人，一边是悲痛欲绝的朋友，你想想我这一夜是怎么过的！一位国家要人不会像一个合物那样伤心绝望！赛里奇就像就坐在国务会议席位上那样平静，他蟋着身子坐在一张沙发上，向我们显示出宁静的面容。工作的重负使他低垂的前额上渗出了汗水。由于极度困乏，我从早上五点睡到七点半，而八点半还必须到这里来下达一道处决令。卡缪索先生，请您相信我，一个司法官员在痛苦的深渊里煎熬了整整一夜，感到上帝的手沉重地制约着人间的事物，打击着高尚的心灵，在这样情况下，他很难再坐在这里，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冷静地说：“下午四点钟砍掉一个脑袋，消灭一个上帝创造的充满生命活力和非常健康的人！”然而，这又是我的职责！……我自己陷在痛苦的深渊中，但是还必须下命令竖立绞架……死刑犯不知道这位司法官员与他同样焦虑不安。这时候，我代表要求进行报复的社会，他代表需要抵偿的罪恶，双方由一纸文书联结在一起，我们是同一个义务的两个方面，是法律的尖刀一时拼凑在一起的两个生命。
“这位官员如此沉重的痛苦，谁来同情？谁来安慰？……我们的光荣就是把这些痛苦埋在心底！教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战士把成千上万被他打死的人献给国家，我觉得他们都要比这位官员幸福，官员身上只有怀疑、恐惧和可怕的责任。
“您知道要处决谁吗？”总检察长继续说，“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就像昨天死去的那个一样俊美，也像他一样有一头金发。处死他并不是我们的愿望，因为从他那里查获的只有窝赃的证据。这个小伙子被判了死刑都没有招供！七十天来，他经受着各种考验，始终咬定自己无罪。这两个月来，我肩膀上长着两个脑袋！哦！他要是能招供，我宁愿减少一年寿命，因为必须要使陪审团放心！……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这个年轻人因这一罪行被处死，而这一罪行却是另一个人犯的，这对司法将是多大的打击！在巴黎什么事都会引起严重后果，最小的审判事故也会变成政治事件。
“陪审团这个机构，革命时期的立法者认为是强有力的，实际上是社会废墟的一部分，因为它没有尽职，不能对社会进行足够的保护。陪审团玩忽职守。陪审员分两部分，一部分人不主张死刑，这就导致彻底推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那些弥天大罪，如杀害父母罪，在某省竟被宣判为无罪（苦役监狱中有二十三个杀害父母的罪犯享受‘减轻罪行情状’的照顾），而在另一省，一件可以说是平平常常的罪行，却以死刑进行惩罚。如果在巴黎，在我们这个法院管辖区内，将一个无辜的人处死了，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他是一个潜逃的苦役犯。”卡缪索先生小心翼翼地说。
“可是，到了反对派和报界手里，他会成为复活节的羔羊。”德·格朗维尔先生大声说，“反对派掌握有利的条件能为他洗刷，因为他是一个狂热地维护当地观念的科西嘉人，他的杀人罪是‘族间仇杀’行为！……在那个岛上，杀死仇敌的人，自认为非常正直，别人也这样认为
“真正的司法官员确实很不幸！您瞧，他们的生活必须与整个社会隔绝，就像过去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一样。只有当他们在规定的时间走出自己的修室时，别人才能见到他们。他们表情严肃，苍老年迈，令人尊敬，像古代社会集法权与神权于一身的希伯莱教大祭司那样判案！人们只有在司法官员的座位上才能找到我们……今天，人们看到我们也和别人一样喜怒哀乐！……人们看到我们在客厅里，在家庭里，是普通公民，也有激情，我们并不那么可怕，也会显得滑稽可笑……”
这发自心底的呼喊，加上有顿挫的停歇、感叹和手势，是那样雄辩有力，难以用笔墨加以描绘。卡缪索听了为之颤栗。
“先生，”卡缪索说，“昨天，我也开始感受到我们这个职业的痛苦！……我差点儿因那个年轻人的死而死去。他没有领会到我在袒护他，这个不幸的人便自己陷入泥潭不能自拔了……”
“哎，本来不应该审讯他，”德·格朗维尔先生大声说，“什么也不做就帮上了忙，那多省事……”
“可是有法律规定啊！”卡缪索回答，“他被捕已经两天了！……”
“视事已经发生了。”总检察长说，“我已作了最大努力来进行补救，当然，这是无法补救的。我的马车和手下的人都加入了这位意志薄弱的可怜诗人的送葬行列。赛里奇和我一样尽了力，而且尽了更大的力。他接受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的委托，将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他作出这一应允时，她的妻子向他望了一眼，眼光中闪烁着理智。另外，奥克塔夫伯爵亲自参加了吕西安的葬礼。”
“好吧！伯爵先生，”卡缪索说，“把我们这件事办完吧！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在押犯，您跟我一样清楚，他是雅克·柯兰。这个歹徒将要被人认出他的真面目……”
“那我们就完了！”德·格朗维尔先生叫起来。
“现在，他就在您的那个死刑犯身边。过去在苦役监狱中，那个死刑犯是他的被保护人，就像吕西安在巴黎是他的被保护人一样！比比一吕班扮成宪兵进入他们会面的地方。”
“司法警察为什么要参与进去？”总检察长说，“司法警察只能按我的命令行事！……”
“整个附属监狱都会知道我们抓了雅克·柯兰……对，我是来告诉您，这个胆大包天的要犯可能掌握着德·赛里奇夫人、德·莫弗里涅斯公爵夫人和克洛蒂尔德·德·格朗利厄小姐信和中最连累人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