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不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要同时关注其他国家出现的问题。
在他的书中，弗里德曼对金融政策的建议是，政府削减税收，提高教师薪水，形成一种有利于能够高效创造价值的创新者—工程师—成长的培养体制。然而，维持资金的自由流动以保证全球化“血液”的动能，也需要“高、精、尖”的全球金融“脑科医生”。那是因为今天的世界缺少一种金融规则，或者说更多的是缺少一种能够在金融危机到来时重新恢复金融秩序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规定或规则。相反，我们必须摸索前行、小心应对，就好像是我们在一只手被绑在背后而另一只手戴着很不合适的拳击手套的情况下，正在为病人实施一个精细的脑科手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庞大无比，有时候它又危机重重，而我们的政府机构却不能完全高效地让它保持一种稳定状态。
我们的工业化世界正在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清偿危机—2007年和2008年信贷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转瞬之间，世界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就停止了借贷。从全球来看，金融交易也出现了“紧急刹车”。在美国，潜在的购房者无力购房。全球金融系统也正在陷入一种不利局面。就好像一个前几天还有着健康体魄的人，突然之间，他的血液停止了流动，而他随即陷入了昏迷状态。
作为很多大型对冲基金以及世界上一些最大型金融机构的所有者交易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顾问，我对金融市场危机已经感觉很平常了，但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期间那一个打了一整夜的电话还是让我记忆犹新。
在我的记忆中，即使是最有自信心的亿万富翁级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我在他的话语中也听出了一点不安，因为我们都意识到世界金融体系已经陷落到最糟糕的境地了。10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的秋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比尔·麦克多诺向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我）阐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以及随后的市场援救已经把世界经济带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我坐在自行车上，随手翻阅从我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寄过来的报纸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正在唱歌的保罗·西蒙身上：“你要知道你的目标越接近你，你就越容易出现失误。”其中一份报纸上写着这么一句让人警醒的话，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曾宣称：“2007年的全球经济是我在商业生涯中所经历过的最强劲的经济。”然而，就在那天早上的《纽约时报》上，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就评论道，当前的信用危机很可能会引起一场“噩梦”—“债务拖欠的连锁反应”。更为糟糕的是，他说，政策制定者对此却束手无策。
“说这些并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市场已经被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逼迫”得“歇斯底里”了，相对规模较小的抵押以及与抵押相关的金融工具，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没有还款预期或没有良好信用历史的借贷者身上。但为什么几乎遍布全球的股票市场会出现崩溃，而贷款仅仅因为一些抵押赎回权的丧失就出现危机呢？毕竟，美国20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仅占全球价值数百万亿美元的资本市场的一小部分。
实际上，全球经济正处在一种债务缩减的过程中—风险逐渐降低，而房地产泡沫正在缩小，市场也已经对这种状况适应了几个月。这种状况令人非常困惑。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蓝筹公司—这些公司在没有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就能轻易地完成公司内部扩张—的股票在一开始就被次级抵押赎回权的丧失“打击”得“遍体鳞伤”？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只是事态预期发展的冰山一角。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一家法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的发言人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该银行根本没有暴露出次级抵押贷款问题，然而在这之后不久，这家银行就被迫承认它有数额巨大而且无法估价的抵押贷款。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转变让金融市场大跌眼镜，也给了欧洲和美国股票市场重重的一击。“为什么唯独法国巴黎银行的股票没有受到重创—为什么工业化世界的市场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没过多少天，危机就遍布商业票据市场—它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投资最安全的“港湾”之一。这同时也意味着中美洲正处于麻烦之中。突然之间，被认为最安全、最具流动性的（非政府性的）投资市场也变得让人难以捉摸了。金融体系的根基已经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当投资者把他们的资金蜂拥投入被认为值得投资的短期投资—3月期的美国短期国债—时，全球体系的活力源泉突然就面临严重风险。为什么那是危险的？那意味着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正在变得“油尽灯枯”。当恐慌在大萧条时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时，投资者和“拯救者”都把他们的钱装入了“气垫”，而大公司把它们的现金储备都放在了商业票据市场。
在8月的那整个星期五，狂躁一直在持续。美联储积极回应，它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90亿美元以确保票据市场的流动性，并且下调短期利率，这是继美联储前一天注入240亿美元之后的又一大举措。在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心惊胆战的欧洲中央银行注入了令人吃惊的2400亿欧元—因为欧洲央行认为欧洲银行已经处于严重的风险之中。然而，到接下来的星期二，尽管注入了巨额的紧急资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还是继续下滑—首先是下跌了207点，而后第二天是167点，在随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又下滑了280点。在8月17日星期五，如幽灵般的日本股票市场下跌了874点，跌幅超过了5%。世界大多数的股票市场出现了自由落体运动。随着变幻莫测的私有投资资金涌入短期国债市场，债券市场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俗语说，“没有人可以相信任何人”，而这时，突然之间，就没有人借款给其他任何人了。世界的信用市场失灵了，因为没有人清楚它们的临时负债状况。这是危险的，因为如果私人信用市场停止运转，整个经济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人们会失业，而且退休金也没有了保障，普通家庭的净资产价值会迅速下降，因为随着家庭抵押品的价格下滑，家庭财产也会大大缩水。消费贷款—汽车、信用卡，等等—利率会迅速升高，这也就是说，经济迟早会受到严重打击。
在我开始反思这种状况的发生时候，我才意识到，实质上，事情的本来面目是，美国金融系统在前一阶段产生了巨额的次级抵押贷款—它们是“有毒的废物”。这些抵押贷款由相互分离的各个金融机构拥有，进而又被分散成很多更小的部分，最后这些分散化的抵押贷款就被“转嫁”到欧洲和亚洲的金融机构之中。很快，“有毒废物”遍布整个工业化世界的金融系统，但没有人知道它们在哪里。而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有了一个可以憎恨美国的理由。
我们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这里的问题不是次贷混乱的程度有多么深—金融市场对这种混乱状态有很好的判断、修复功能。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些“废物”到底在哪里。到底是哪些人得了“癌症”，又有哪些人是“健康的”？实际上，问题出在信息上，或者说出在我们对相关信息的缺失上。
紧接着，在下一周的星期五，美联储又采取了行动，一方面降低贴现率，另一方面又慷慨地向银行系统施贷。其真实目的是：把一个“紧急安全阀”安装在美国银行业中，因为它相信，如果银行垮掉了，那么美国经济也会跟着遭殃。小型商业机构会首先遭到打击，很快，整个美国经济和美国就业体系的根基也会遭受重创。而且，美联储现在还不确定哪些金融机构吸纳的“废物”最多，所以它需要稳定局势以赢得更多的回旋时间。
到那个周末，我又进一步反思这些意想不到的形势变化。一种相对较轻微的发展状况现在已经膨胀起来了，引起美国股票市场的价值下滑接近10%（只有在美联储降低利率之后才最终得以恢复）。这些突然损失的价值接近2万亿美元，或者说差不多相当于美国gdp的六分之一。
我再说点有趣的事情。在这场危机甚嚣尘上的时候，本·斯坦—一位喜剧演员（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了一篇颇具争议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对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言，次贷危机的影响力是非常小的，全球性的反应几乎毫无意义。“在泰国、巴西或印度尼西亚出现的风险怎么会与拉斯韦加斯的一栋房子有一种固有的联系呢？……为什么长岛的一家抵押贷款公司与它们有关系呢？”这位演员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的部分解答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市场已经通过一种错综复杂的被称为证券化的金融工程得以全球化—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话题。正如芝加哥分析研究公司晨星公司的埃里克·雅各布森所说的：“今天，在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市场之间竟然存在着那么多的紧密联系。”但全球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好像是一夜之间—金融市场会从我们的现实中分裂出去，也无法解释接下来发生的混乱对我们的将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危机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开始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