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资金流动确实弥补了美国预算和经常账户的不平衡。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球的资金必须保证能够自由流动。如果这些资金停止了流动—不论是因为政府的干涉、党派的严重分歧，还是由于国家之间贸易争端所引起的国际秩序混乱—那么这对全球的整体负面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全球的资金管理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在一个受情绪和心理控制并且以市场为主体的新世界中，存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地区主义所摩擦出的零星火花都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体系的独立性，但它却是当今的现实状况。在这个各部分相互连接的新世界，悲观主义往往具有高度传染性。市场理论家推测，环境的力量和自由贸易的推动力是相互碰撞的。如果美国明显要重走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那么由全球自由流动资金所建立起来的对全球企业模式的信念将会面临一夜之间干涸的危险。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的分歧与争端很容易就演变为明天的贸易和商品战争—这会形成一个令人害怕的资金堵塞、停止流动的时代。
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渐趋消失，它们都支持开放市场、强势企业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市场所代表的经济成功发展模式，财富更多地来自想象、发现和创新。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毫无疑问地成为技术突破的温床—从ipod到google再到youtube，而新的突破还在继续延伸。
然而，全球，尤其是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化已经为美国的创新进程投下了一块很大的阴影。因此，一个并不让人吃惊的事实是，美国公司的ceo们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他们宁愿回购公司股票，或者并购、接管其他公司，也不愿冒在新的地区和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内部意见充满分歧的沮丧的美国国会也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很显然，美国将会执行的是一种小心翼翼、规避风险、追求安全的经济发展模式。
意外效应法则1或许即将失去市场，因为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仍然相信他们能够控制全球经济。也许我们将会发现，这个误导性的概念将会影响数百万市场决策者—全球巨额资金的大管家—的政策选择。
最近有人要我举出全球新经济发展可能性的几个例子。其实就这一点来说，有数百种可能性。毕竟，有多少人能预测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究竟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呢？我说，想象一下，如果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倾向于制定他们自己的会计准则，以把其他国家不利于美国的会计准则割裂开来，那么，这种做法将会把外国投资排除在美国之外。
或者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会为美国公司的海外拥有者设置各种投资障碍，其他国家就会以提高税收或调整政策来对付美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想一想，这种民族主义的做法是不是也有可能？在2005年，美国众议院15位###党议员一起协商支持《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简称cafta）。自那时起，所谓的“cafta15”成员就差一点因为他们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被赶出###党的阵营。
想象一下，一股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突飞猛进，代替了美国税收法中的最低税收，比如说，对2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收入征收70%~80%的税。这样做的结果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企业部门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会对美国的机构产生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或者想象一下，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全球自由贸易的协调机制完全瘫痪—现在就处于一种命悬一线的状况。突然之间，新兴市场的政治领导人向世界宣告，他们将让所有的专利权去见鬼，或者拒绝偿付所有的担保贷款—甚至包括公共事业性贷款（比如说药品、水利设施等项目的贷款）。美国将会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全球商业顿时就会像一块石头重重落下，而世界的金融市场也会陷入瘫痪。
想象一下，华盛顿决定限制知识产权的跨国界流动，并且不让外国研究生到美国大学求学。用不到多少年的时间，美国就会像欧洲一样—没有了创新的活力。
想象一下，即便美国财政部对一些数额不大的行政税或其他小税种进行微调，也会使市场上美国短期国库券的价值迅速缩水。然后日本，或者更有可能是法国的一些债券交易商就会利用这种状况的改变，迫使美国债券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并促使其崩溃。或者想象一下，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调控能源利用率。它们以对来自二氧化碳高排放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的形式制定出环境标准，这样中国就会成为主要的涉入国。继而，中国就会通过提高对美国农业和银行部门的关税来展开报复行动，这会让华尔街难以吃得消。
面对退休金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会只会装模作样地采取一些笨拙的措施来减轻金融交易者承担的风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退休金危机—其危险程度绝不亚于2007年的商业票据危机。想象一下，如果《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1的后续影响持续下去，那么它就会慢慢地吞噬掉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你可以想象一些让人无法预料的结果—美国人会感觉到，他们不再是全球第一了。如果缺少竞争力，他们会恼怒不已的。美国国会对此会做出反应，事情也会麻烦不断，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资金的流动—也会出现干涸。利率会飞速上升，经济发展方面的失误也会此起彼伏。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慢慢地，全球体系也会显现出更大的脆弱性。最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就对美国国会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它有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拒绝批准海外资金对美国的投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具有关键的国家政策功能，它的目标就是垄断性的资源独立国（沙特###、###联合酋长国、俄罗斯，等等）控制着的大约2.5万亿美元的十几只主权财富基金（简称swfs）。
但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监督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中所做的这些必要的努力是否会超出它所声称的国家安全的考虑呢？它早先的做法好像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而欧盟委员会也正在对主权财富基金实施远比美国严格的限制性措施。有些人认为，这是欧盟当权派利用这个机会以增加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能力。
然而，西方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治焦虑不会无缘无故地就消失。毕竟，中国、印度和产油国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过剩储蓄。到最后，比如说，如果克格勃控制的俄罗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要购买微软、google……或波音10%~15%的公司股权，并且还要寻求这些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或者要探寻公司发展的私密信息，那么美国人是不是能大大方方地允许呢？如果不能，那么俄罗斯、中国和沙特###政府对西方国家在它们经济体中的投资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如果要在全球市场的自由企业与政府投资的战略决断之间划一条分界线，那么这条分界线在哪里呢？
在最近一次的欧洲商务旅行中，我与欧洲一家主要中央银行的行长进行了会面，他告诉我他最近到上海访问的一些情况。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城市旅游服务，带领他们驱车35分钟来到了上海郊外的一座小城镇，这是一座新建城镇，可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办公楼。这位欧洲官员向接待人员表达了疑惑：“这些大楼太壮观了，但里面却没有人办公。这是为什么呢？”接待人员回答说：“这些办公大楼不可能永远空着。很快，这里就会进驻我们政府新的海外投资机构。”这位行长说：“我知道中国政府现在正在调整中央银行的储备策略，也就是说这些储备资金已经不再仅仅发挥储备功能了，而是跃跃欲试地向全球投资。”中国接待方则回答道：“是有点这种趋向。”他的这种肯定回答实际上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有没有一种有效的策略来应对不断增长的流动性投资呢？
然而，更加混乱的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主权财富基金都倾向于对西方企业进行被动、非杠杆化、长期性的投资。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它们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最有可能在最后时刻退出的投资。在下一章，我将探讨在今天被称为对冲基金的流动投资。在全球经济大规模衰退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下面的状况：当大型主权财富基金与工业化世界的中央银行携起手来，以应对工业化世界市场之中弥漫的对投资的悲观情绪时，对冲基金却在做空全球经济，或者逼迫全球经济把赌注都压在它们上面。一些小型的、独立性更强的主权财富基金会让市场更加混乱，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在全球交易中聚集起来的私人对冲基金投资而做空市场。
在这种背景影响下，今天的世界好像正在从经济全球化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和毫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机制转变到19世纪的全球化模式的复兴—一个新的重商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到处充满着基于政府控制的政治议程和资本变动的秘密协定、秘密交易和紧张状况。最近几十年里发轫于工业化国家的那种善意的g7政策协调机制也渐趋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