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些欧洲银行战略专家的观点，这些选择中只有一个是比较有效的选择，那就是允许货币升值，并加强其坚挺的地位。他们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正在经历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巨额资金的流入。而这时判断经济能够稳步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坚挺的货币。对德国来说，其他任何举措都是起不了作用的。欧洲官员认为，中国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只有通过货币升值这种手段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尽管中国的货币升值问题已经被提上重要日程，但这也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已经连在了一起，而真正解决当前的货币问题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中国政府停止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干预，那么人民币的强势地位将会大大加强，国外产品将会以更具竞争优势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但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一些缺乏竞争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将会面临破产的厄运，从而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七分之一）。然而，美国的状况是，长期保持货币贬值、低储蓄和对石油的大量进口，现在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达到gdp的5%。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不论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毫无益处的。
美国金融界的领导人物对美国盲目自大的金融发展趋势也不是熟视无睹。高盛集团的ceo保尔森在华尔街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金融大人物，他在2006年7月以拯救者的身份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长。虽然保尔森对金融市场驾轻就熟，但他的获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是一位中国专家，他曾经在中国参与过70多次商务活动。在布什政府看来，对保尔森的任命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因为一方面，保尔森可以缓解金融市场出现的危机局面，另一方面，保尔森还可以凭借其对中国的了解迅速打开一条解决中美双边经贸问题、理清两国货币关系的捷径。
2006年12月，保尔森决定开始对中国采取行动了。那时已经至少有35项关于中美之间贸易行为的法案被提交到了国会山。保尔森随后组织了自从尼克松总统时期以来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代表团包括布什政府内阁大部分的成员，甚至不大愿意参与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也一同飞往中国北京。那么中国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呢？最后，保尔森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美国。很显然，美国财政部既想要中国不对美国金融服务和农业这两大对美国关系重大的领域实施报复性的行动，又想顺利地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国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或者削减购买量，并且限制美国在中国的金融投资活动，那么这对美国的经济而言，破坏性将是非常大的。
美国财政部官员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货币改革的进程上迟疑，主要是担心，在边际产业领域，中国内陆省份会失去市场和工作机会。当我问询财政部相关官员这个问题时，他们总是以“我们将静观其变”来搪塞过去。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空口无凭”的货币改革实施时间也不是十分确信。同样，欧洲官员们在对中国货币问题的诉求上也“碰了一鼻子灰”。另外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决策者也认为，如果人民币突然强势走高会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且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也会面临破产的压力。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升值能否极大地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状况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莫里斯·戈尔茨坦和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出口商在汇率变化的情况下并不会轻易遭受损失，因为中国没有最低工资的底线。这样，最低工资可以补偿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出现不稳定或者劳动力市场出现大的变动导致对劳动力市场限制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才有可能制定。正像前面所说的，那些对雇佣体制的限制也已经出台了。同时，在一些先进的行业中，中国工人必须掌握复杂的科学技术，中国公司实际上也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种发展趋向会有助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形成。
美国的储蓄和消费习惯与收入并不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由于美国人固有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消费倾向。美国人不会考虑自己有没有更多的钱，也不论产品的价格如何，他们总是喜欢花光自己口袋中的所有钞票，甚至有时候还会借贷消费。这就是为什么解决中美之间账户不平衡的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
我认为，有一种解决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即不断上调中国汇率。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仅有一个问题可以促使中国尽快做出货币调整的决策，这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在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甚至还有可能遏止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给一些国有企业带来负面效应的担忧。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还呈继续蔓延之势—尤其是这已经影响到食品和服装行业，这种结果会带来更加紧张的状况。最终，中国决策者可能会被迫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在保护国有企业和承载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他们也有可能接受一种能够控制通货膨胀但会减缓经济发展趋势的强势的货币走向，但如果这样做就会使一些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在此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拥有一份杂志一个很大的兴奋点是，出版商会时常寄送一些免费的书以供评论。在2007年年初的一天，天相当冷，我正坐在我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读一本名叫《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howmasscoborationchangeseverything）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唐·泰普史考特（dontapscott）和安东尼·d·威廉姆斯（anthonyd.williams）。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人们对信息技术不断增长的易获取性已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用于合作、价值创造和竞争的工具。这也把人们在每一个经济部门参与创新和进行财富创造的激情释放了出来。数百万人已经加入了自我组织的合作之中，凭借这种合作，他们可以生产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以便同世界上资金雄厚的大企业进行竞争。这种新的创新和价值创造模式被称为‘并行模式’1，其特点是，众多的人和公司公开开展合作以推动本行业的创新和产业发展。”
当我读到这些语句时，我想，实际上，两位作者真正想说的是，现今，互联网所代表的是进行大规模合作创新的新工具。这一点意义重大。我那20多岁的孩子们就整天与互联网生活在一起。比如，如果我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坐在旁边的他们在看到后会习惯性地站起身来走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在电脑上浏览这篇文章。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变动不居的企业文化会继续把经济搅得“天翻地覆”，或许还会带来一场“互联网企业文化”的革命。
预言中国有一天将会引领世界，可能要比以前人们所预言的日本、法国、前苏联和阿根廷有可能会引领世界更让人确信。但不要把印度这匹候选中的黑马算在内。我没有单独就印度的经济写作一个章节，因为印度经济同中国经济相比，对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还是相当小的。印度不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其制造产业的能力也非常有限。而且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没有达到中国那种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
当然，由于拥有大量教育素质良好、能熟练使用英语的中产阶层，印度经济也正处于腾飞阶段。如果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印度也称得上是“世界办公室”（也就是后台管理系统）。一般情况下，“办公室”所提供的产品要比“工厂”提供的产品稳定得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依靠的是无法预知的并且完全无法控制的外部变量—出口和外部投资的流入，而印度的经济发展虽然依靠外资不多，但其优势是更多受国内需求的驱动。
事实上，在以前，印度经济也遭受过通货膨胀、相当不协调的政治领导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发展极其关键的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现在要大刀阔斧地开始基础设施建设）。今天印度的制造业者所花费的电力成本是中国制造业者的2倍，而铁路运输成本是中国的3倍，因为中国曾经首先对制造业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虽然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从14%降低到5.5%，但仍然还需要继续降低。
还有一点，中国在1979年就放开了经济发展，这要比印度领先12年，因为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了全面发展。然而，印度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优势可能比中国更加明显。到今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大体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15年之后的数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更高，但印度的经济发展更稳定，而且金融部门的不良贷款数额更低。
印度在技术领域也更胜一筹。威尔·赫顿在他的书《迫在眉睫：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当做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thewritingonthewall:whywemustembracechinaasapartnerorfaceitasanenemy）中认为，印度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尽管中国拥有大量的投资……中国仍然远远地落在了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