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互联网泡沫初现的时候，克林顿悄悄签署了一项法律，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达30%。
前美国国税局专员弗雷德·戈德伯格认为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税收政策大体没有差别，因此任何对税收体系的突然改变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刚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未听说过几十年间与这一观点相反的党派言论。研究过事实你会发现，###党总统肯尼迪似乎是资本流动的支持者。通过他的努力，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90%降到了70%，他还颁布了商业投资税收抵免法规（并发起了被称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里根废除了投资税收抵免，但是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提高了一些，但签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资本收益税率（同时宣布了一系列资本市场看好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戈德伯格的观点是，难以否认，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体的税务政策趋势是偏向于企业资本流动的。此外，个人税收政策大体避免了破坏性的阶层斗争政治。
的确，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克林顿政策是出于有讽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战略—试图增强反对党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优势。但是谁在意他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对克林顿来说，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为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来首位连任的###党总统。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无法在华盛顿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资本不利的政策，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金融市场事件。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杰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会选举大败后稍带夸张地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临界点，里根时代可能会最终结束，也包括比尔·克林顿的8年。”这一潜在的政治转变成为如今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
现在，美国政治社会正准备开始一场税收辩论。本书不打算写成一篇关于税收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都应该鼓励选民来设定税率，并且接受其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然而重要的是这场辩论能够反映两个事实：第一，任何破坏美国的创业革命的税收变化都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如今，在全球经济中美国正遭遇残酷竞争，所以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二，任何关于税收的讨论，如果不能反映美国财政上面临的挑战，也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
目前的辩论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误解，以为只要美国的“富人”多纳税，美国的财政噩梦就将结束。从数字上看，这是一种误解。正如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只能带来大约60亿美元的收入。在大规模的财政威胁笼罩在地平线上的情况下，这就像桶里的一滴水。这一威胁可是以万亿美元计算的。
那么这一威胁有哪些重要性呢？《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塞缪尔森对此做出了很好概括：从2000年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口会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逐渐退休而增长一倍以上。退休人口将会从350万增加到720万，相当于20%的总人口。面向老年人口需求的大项目支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如今花费1.1万亿美元，也就是40%的联邦预算（是国防支出的两倍多）。到2030年，这些项目的花费将显著增加，达到联邦预算的75%，超过2万亿美元。
因此，通过向极富人群征收重税来解决这混乱的金融问题可能是一个聪明的政治标语。但这种花言巧语反映了极端的政治讽刺。原因在于并没有足够的极富人群来付账。或者换种说法，许多通过辛勤劳动致富的###党人和共和党人会因为华盛顿将他们归为沃伦·巴菲特式的过富阶层，并且希望他们来弥合将出现的收入差距而大受震惊。
2008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投资报告指出，在美国这个拥有3亿公民的国家中，只有不到19000户家庭享有250万美元或更多立即可支配并且可用于投资的（非房地产，非退休相关的）金融资产。换言之，拥有价值等于或超过250万美元流动资产的户主能够全部涌进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看一场nba篮球比赛。大部分被认为富裕的美国人实际上反而只积累了很少财富，且通常是通过成功的小生意，法律合伙事务或者专营服务公司而获得的。如果他们被认为能像沃伦·巴菲特之类的暴富阶层一样，轻易地为高达数万亿美元的项目支出噩梦买单，他们会被吓得目瞪口呆。
对于任何将出台的美国税法，修补税法是一回事，而开启阶层对立的大门则是另外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了。对于阶层斗争，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对于当今高度流动的全球金融市场来说是具有毒害性的。它一旦引发，将很难停止。避免了阶层斗争确实是克林顿时期的一项丰功伟绩。那时，收入高、制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阶层因其在扩大就业方面的良好记录得到了华盛顿政治精英们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阶层斗争言论的支持者可能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在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个人财富之后，巴菲特如今声称自己的纳税严重不足。如果可以的话，他将会通过更高的边际税率来向联邦政府缴纳更多税。其他的美国富裕人士当然也会。
我能够理解巴菲特对于美国财政失衡的忧虑，但是他的政策处方使他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有一些东西是非常成功的风险承担者的基因组成中就有的：一旦他们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他们会发现自己下意识地试图阻止其他人获得同样的成功。一旦进入，他们很快会迫切地想将身后的门关闭。我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界就观察到了这一点。所有成功者都不会介意政府设定更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包括需要高昂法律费用的大量政府公文。政府官僚作风和法律费用使潜在的新来者不可能参与进来。
在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后，巴菲特现在轻易地要求对资本大幅征税。这一情况让我想到了高档专属乡村俱乐部中的环境。那些所谓的新富人群往往是最势利、最排外的。他们并不是故意的，那是新富人群基因组成中所固有的一些东西。
如巴菲特，他的行为同样也反映了美国财政问题解决方法中的不一致性。几年前，他将自己的大笔财产投到了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一私人组织。美国政府正处在负债中，为什么他不把他的财产放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或者美国财政部呢？又或者是放在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政府机构，就像他的亿万富翁同伴特德·特纳10年前所做的？这似乎有些奇怪。巴菲特选择了比尔·盖茨管理的一家私人机构，因为它可能比政府官僚机构有效10倍或20倍。在陷入财政困难的美国政府和许多州政府能够从他的慷慨中获益的情况下，巴菲特却奇怪地选择了通过私人途径储藏他的巨额财产。
今天鼓吹阶层斗争的政客们是在赌美国人民深深憎恶经济上成功的人。但事实是，美国人民传统上对建立了巨额财富的创业风险承担者们十分钦佩—从亨利·福特、比尔·盖茨到史蒂夫·乔布斯，是的，还有沃伦·巴菲特。
普通的美国人所憎恶的是这个体系不对新来者开放，而被操纵来将事物冻结在固有位置。他们接受了创业风险和失败这一动态过程，但是他们不理解为何，比如，私人股份公司能够获得特别税审议，而新成立的公司却必须缴纳两倍的税。他们憎恶的是有钱有权的内部人士能够从华盛顿捞到甜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部分美国人已经自愿接受了这一体系，它在过去25年中曾用相对较低的税率给予了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丰厚的回报。他们尤其不会憎恶年轻时的巴菲特—一个出身贫寒的人，长大后卖过《华盛顿邮报》，搬去奥马哈市后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最终买下了《华盛顿邮报》的大量股份，成为它的董事之一。他们会把这个现在富可敌国的人当做真正的美国英雄。
关键的问题是对财富创造的政治容忍是否还能持续下去。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都想知道美国发生了什么。最近，一个英国国会议员团访问了华盛顿。我被其中一个议员的言论吓了一跳。“有些东西已经变了。美国人头一次对阶层斗争这么着迷，”他说道。其他的议员表示赞同。
这些议员并不是凭空想象这一基本转变。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开始用民粹主义阶层斗争的言论来逗弄金融市场。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但是原因并不像许多保守者所声称的那样。他们的理由通常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创造了高达75%的联邦税收，这些人同时也掠走了大部分国民收入。与他们观点相反，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为阶层斗争政策会限制或者吓退全球资本，导致创业冒险精神的丧失，而这会减少就业机会创造和降低整体经济活力。除此之外，阶层斗争的氛围极容易滋生危险的金融恐慌，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根基遭到严重破坏。
全球投资团体在近几十年忽视了美国政策的明显缺陷，包括财政不平衡，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美国是创业者创新的温床。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有创造力的风险承担者大施拳脚的唯一的可靠平台。有的人因此发财致富，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家帮助促成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破纪录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