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拐角处，警察就不跟着我了。
“一切都很顺利；老天知道该干什么。加门迪亚的死起初给我找了麻烦，现在却为我铺了一条路。当然，我现在给捏在当局的掌心。假如我不替党办事，他们会把我重新关进去，不过我有勇气，有信心。
“拉斐勒先生告诫我说，我跟着他要规规矩矩，干得好，有可能充当他的保镖。我应该用行动证明。在莫隆以及后来在整个选区，我没有辜负头头们的期望。警察局和党部逐渐培养了我作为硬汉的名气；我在首都和全省的竞选活动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当时的竞选充满暴力；先生，我不谈那些个别的流血事件了，免得您听了腻烦。那些激进派叫我看了就有气，他们至今还捧着阿莱姆1的大腿。人人都尊敬我。我搞到一个女人，一个卢汉娘们，和一匹漂亮的栗色马。我像莫雷拉那般炙手可热，风光了好几年，其实莫雷拉最多算是马戏团里的高乔小丑。我沉湎于赌博喝酒。
1阿莱姆（1842—1896），阿根廷律师、政治家、激进公民联盟领袖，领导了1890年推翻华雷斯·塞尔曼总统的革命。
“老年人说话呷唆，不过我马上要谈到我想告诉您的事了。不知道我有没有和您提过路易斯·伊拉拉。我的一个交情极深的朋友。他上了岁数，干活没得说的，对我特好。他当年也干过委员会的差事。平时凭木工手艺吃饭。他从不找人家麻烦，也不容人家找他麻烦。有一天早晨，他来看我，对我说：
“‘你大概已经听说卡西尔达踹了我的事吧。把她从我身边夺走的人是鲁菲诺·阿古莱拉。’
“我在莫隆同那家伙有些过节。我回说：
“‘不错，我认识。阿吉莱拉几兄弟中间他算是最上路的。’
“‘不管上不上路，你现在得帮我对付他。’
“我沉吟了一会儿，对他说：
“‘谁也夺不走谁。如果说卡西尔达踹了你，那是因为她爱上鲁菲诺，你已经不再在她眼里了。’
“‘别人会怎么说？说我窝囊？’
“‘我的劝告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去理会一个已经不爱你的女人。’
“‘我并不把她当一回事。对一个女人连续想上五分钟的男人算不上汉子，只能算窝囊废。问题是卡西尔达没有良心。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她说我老了，不中用了。’
“‘她对你说的是真话。’
“‘真话让人痛心。我现在恨的是鲁菲诺。’
“‘你得小心。我在梅尔洛见过鲁菲诺打架。出手快极了。’
“‘你以为我怕他吗？’
“‘我知道你不怕他，但你得仔细考虑。反正只有两条路：不是你杀了他，去吃官司；就是他杀了你，你上黄泉路。’
“‘确实是这样。换了你会怎么做？’
“‘不知道，不过我这辈子不算光彩。我年轻时不懂事，为了逃避坐牢，成了委员会的打手。’
“‘我不想做什么委员会的打手，我想报仇。’
“‘难道你放着安稳日子不过，却为了一个陌生人和一个你已经不喜欢的女人去担风险？’
“他不听我的，自顾自走了。不久后，听说他在莫隆的一家酒店向鲁菲诺挑衅，在鲁菲诺手下丧了命。
“他自找死路，一对一地、公平地被人杀了。作为朋友，我劝告过他，但仍感到内疚。
“丧礼后过了几天，我去斗鸡场。我一向对斗鸡不感兴趣，那个星期天更觉得恶心。我想，那些鸡自相残杀，血肉模糊，又是何苦来着。
“我要说的那晚，也就是我故事里最后的那晚，我和朋友们约好去帕尔多跳舞。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记得我女伴穿的花衣服的模样。舞会在院于里举行。难免有些酗酒闹事的人，但我安排得妥妥帖帖。午夜十二点不到，那些陌生人来了。其中一个叫科拉雷罗的，也就是那晚被害的人，请在场所有的人喝了几杯酒。事有凑巧，我们两人属于同一类型。他不知搞什么名堂，走到我面前，开始捧我。他说他是北区来的，早就听说我的大名了。我随他去说，不过开始怀疑起来。他不停地喝酒，也许是为了壮胆吧，最后说是要同我比试一下。那时谁都弄不明白的事发生了。我在那个莽撞的挑衅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羞愧。我并不害怕；如果害怕，我倒出去和他较量了。我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他凑近我的脸，大声嚷嚷，故意让大家听见。
“‘敢情你是个窝囊废。’
“‘不错，’我说。‘我不怕做窝囊废。你高兴的话还可以对大家说，你骂过我是婊子养的，朝我脸上啐过唾沫。现在你舒服了吧。’
“那个卢汉娘们把我插在腰带里的刀子抽出来，塞进我手里。她着重说：
“‘罗森多，我想你非用它不可了。’
“我扔掉刀子，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人们诧异地让开。我才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
“为了摆脱那种生活，我到了乌拉圭，在那里赶大车。回国后。我在这里安顿下来。圣特尔莫一向是个治安很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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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
献给苏珊娜·邦巴尔
每天早晨浏览报纸的人不是过目就忘，便是为当天下午的闲聊找些话题，因此，谁都不记得当时议论纷纷的著名的马内科·乌里亚特和敦坎案件，即使记得也恍如梦中，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再说，事情发生在出现彗星和独立一百周年的1910年，那以后，我们经历和遗忘的东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去世；目击证人庄严地发誓保持沉默。当时我只有十来岁，也举手发誓，感到那浪漫而又严肃的仪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注意到我作过保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信守诺言。不管怎么样，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由于时间久远，文字表达的好坏，难免同真情有些出入。
那天下午，我的表哥拉菲努尔带我去月桂庄园参加一个烧烤聚会。我记不清庄园的地形地貌了；只依稀觉得是在北部一个树木葱宠的静谧的小镇，地势向河边缓缓倾斜，和城市或草原完全不同、我觉得火车路程长得烦人，但是大家知道，小孩子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我们走进庄园的大门时，天色已经开始昏暗。找感到那里的古老而基本的事物：烤肉的香味、树木、狗、干树枝、把人们聚在周围的火堆。
客人一共十来个；都是大人。我后来知道最大的不满三十岁。我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都是我所不了解的：赛马、时装、汽车、奢华的妇女。我怯生生待在一边，没人打扰，也没人理会。一个雇工慢条斯理地精心烤着羊羔，我们则在长饭厅里耐心等待。有一把吉他；我记得仿佛是我的表哥弹奏了根据埃利亚斯·雷古莱斯1的《废墟》和《高乔》谱的曲于，以及当时那种贫乏的俚语写的十行诗，诗里讲的是胡宁街一场动刀子的决斗。咖啡和雪茄端上来了。谁都没有提回家的事。我感到了“为时太晚”的恐惧（卢戈内斯2语）。我不愿看钟。为了掩饰小孩在大人中间的孤独，我匆匆喝了一两杯酒。乌里亚特大声嚷嚷要和敦坎玩扑克。有人反对说，那种玩法没意思，不如四个人玩。敦坎同意了，但是乌里亚特以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的固执态度坚持要一对一。我除了消磨时间的摸三张和独自思考的打通关以外，一向不喜欢纸牌游戏。我溜了出去，谁也没有注意。一座陌生而黑暗的大房子（只有饭厅里点着灯）对于小孩的神秘感，比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旅行者的神秘感更强烈。我逐一探索那些房间；记得有一间台球房、一道安有长方形和菱形玻璃的回廊、两个吊椅、一扇可以望到外面凉亭的窗子。我在暗地里迷了路；庄园的主人——经过这么多年，我忘了他姓阿塞韦多还是阿塞瓦尔——终于找到了我。他出于关心或者收藏家的虚荣心，带我到一个玻璃柜子前面。点灯后，我看到柜子里面陈列的是白刃武器，一些被用得出了名的刀剑。他告诉我说，他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一注地产，平时两地来往，陆陆续续收集了那些东西。他打开玻璃柜，没看卡片说明就如数家珍地介绍每件武器的历史，大体上是一样的，只是地点日期有些差别。我问他那些武器中间有没有莫雷拉的匕首，莫雷拉是当时高乔的代表人物，正如后来的马丁·菲耶罗和堂塞贡多·松勃拉。他不得不承认说没有，不过可以给我看一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有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这时，愤怒的嚷嚷声打断了他的话。他立刻关好柜子门，我跟着他出了房间。
1雷古莱斯（1860—1929），乌拉圭医师、诗人、剧作家。
2卢戈内斯（1874—1938），阿根廷作家，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著有《高乔战争》等。
乌里亚特嚷嚷说，他的对手玩牌作了弊。伙伴们站在两人周围。在我印象中敦坎比别人高大，膀粗腰圆，金黄色的头发淡得发白，脸上毫无表情。曼内科·乌里亚特浮躁好动，皮肤黝黑得像是古铜色，傲慢地留着两撇稀疏的胡子。大家显然都喝多了；我不敢确定地上是不是有两三个酒瓶；也许是电影看多了，似乎有这种印象。乌里亚特不断地骂娘，字眼尖刻下流。敦坎仿佛没听见；最后他不耐烦了，站起来给了乌里亚特一拳。乌里亚特倒在地上，喊叫说他绝不能容忍这种侮辱，要决斗解决。
敦坎说不行，解释似的补充说：
“问题是我怕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