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时费尔明插嘴了。
“费里可以代表外国佬，”他哈哈一笑说。
堂亚历山大严肃地瞪他一眼，不慌不忙地说：
“费里先生代表移民们，他们的劳动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费尔明·埃古伦总是和我过不去。他一人兼有好几种高傲的身份：乌拉圭人、本地人、吸引所有女人的人、衣着华贵的人、带有巴斯克血统的人，巴斯克人处于历史之外，除了挤牛奶，什么事都不干1。
1巴斯克，西班牙和法国边境比利牛斯山脉附近的地区，当地居民不喜与外界接触，保存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语言。西班牙文中“巴斯克”和“母牛”谐音，因此作者联想到母牛和牛奶。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更加深了我们的敌意。一次会议之后，埃古伦提议去胡宁街逛逛。我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但为了免得他取笑，还是同意了。同去的还有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我们从咖啡馆出去时，迎面过来一个彪形大汉。埃古伦可能有点醉意，推了他一下。那人挡住我们的去路说：
“谁想过去先得问问我手里这把匕首。”
我还记得幽暗的门厅里那把匕首的寒光。埃古伦吓得后退几步。我也不知所措，但我的愤恨压倒了惊吓。我伸手去摸腰带，仿佛掏武器的样子，声音坚定地说：
“这种事情我们到外面去干。”
陌生人口气一变：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男子汉。我只是想掂掂你们的分量，朋友。”
这时他笑得很亲切。
“交朋友就得害你破费啦，”我对他说，一起出了咖啡馆。
那个拔刀相见的汉子进了一家妓院。我后来听说他名叫塔比亚，或者帕雷德斯1，或者类似的名字，专爱寻衅闹事。伊拉拉一直不动声色，到了人行道上，他拍拍我的肩膀，赞许说；
1西班牙文塔比亚和帕雷德斯意为“围墙”和“墙壁”。
“三个人中间有个火枪手。好样的，达太安1！”
1达太安，法国小说家大仲马《三个火枪手》里的人物。
费尔明·埃古伦由于我目睹了他的怯懦，一直耿耿于怀。
我觉得故事正文仅仅是现在才开始。前面的篇章只记录了偶然性或者命运所要求的条件，以便烘托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也许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奇怪的事。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始终是策划的中心，但是我们逐渐不无惊讶地发现真正的主席是特威尔。这个红胡子的怪人恭维格伦科埃，甚至恭维费尔明·埃古伦，但恭维的方式十分夸张，以至显得像是嘲笑，无损于他的尊严。格伦科埃为他的巨大家产自豪；特威尔摸透了他的脾气，知道让他批准一项计划时只要暗示说计划费用很大，就能通过。我觉得代表大会最初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威尔建议不断扩充，堂亚历山大无不同意。他好像处在一个不断伸展的圆圈中心，周边无限扩大，越离越远。比如说，他宣称代表大会不能没有一批参考用书；在书店工作的尼伦斯坦便经常为我们采购胡斯托·帕塞斯的地图和各种各样篇幅浩瀚的百科全书，从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布维的《通鉴》1到那些愉快的迷宫（这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的说法），包括法兰西百科全书派2、大不列颠百科派、比埃尔·拉鲁斯3、拉尔森4、蒙坦纳和西蒙编写的巨著。我记得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抚摩一套绢面的中国百科全书，那些笔力道劲的版印文字比豹皮的花纹更神秘。我当时还不知道它们的遭遇，因此自然没有惋惜之情。
1《通鉴》，指《人类拯救通鉴》，亦称《穷人的圣经》，用连环画形式叙述圣经故事，每帧图画附有拉丁韵文解释，12世纪有手抄本流行，1467年刊印成书。
2法兰西百科全书派，指1751至1772年间法国的达朗贝和狄德罗在巴黎合编的三十三卷百科全书，含有启蒙主义思想，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3拉鲁斯（1817—1875），法国字典编纂者，编了十五卷《19世纪大辞典》。
4拉尔森（1873—1946），美国—斯堪的那维亚基金会文学秘书，主编了七十余种北欧文学作品。
堂亚历山大对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我特别亲热，也许因为只有我们两人不想奉承他。他邀请我们去喀里多尼亚庄园去住几天，泥水匠们已经在那里开工。
经过溯流而上长时间的航行，又换乘木筏，我们在拂晓时到达河对岸。然后我们在寒酸的杂货铺里过夜，在黑山地区通过许多栅栏。我们兼程行进，这里的田野比我出生的小庄园要辽阔荒凉得多。
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对庄园的两种印象：一是我预先的想像，二是我终于亲眼目睹的情况。我仿佛做梦一样荒唐地想像出圣菲平原和阿瓜斯科连特斯宫殿的不可能的组合；事实上喀里多尼亚庄园只是一座长形土坯房于，人字形的茅草屋顶，砖砌的长廊。建筑十分坚固，经得住长期的风吹日晒。墙壁几乎有一巴拉1厚，门很宽大。谁都没有想到在周围种些树木。从早到晚没有一丝荫翳。牲口因是石砌的；牛很多，但都瘦骨嶙峋；马匹也缺少照料，乱蓬蓬的尾巴拖到地面。我第一次尝到新宰牛肉的滋味。庄园里的主食是城里运来的硬饼干；几天后，我听工头说他一辈子没有吃过新鲜面包。伊拉拉问厕所在什么地方；堂亚历山大用手一挥，指向广阔的田野。夜里月光如水；我到外面走走，撞见伊拉拉在解手，附近还有一只鸵鸟好奇地窥视。
1巴拉，长度单位，1巴拉合0.836公尺。
晚上气温也不见下降，热得难以忍受，大家都盼望凉快。房间很多，但是低矮，空荡荡的没有什么陈设；我们住的是一个朝南房间，有两张小床，一个柜子，洗脸盆和盛水罐是银的。泥土地没有铺砖或木板。
第二天，我在图书室里发现了卡莱尔的书，便寻找那篇专谈人类发言人阿纳察西斯·克卢茨的文章，正是他把我引到那个早晨和那个荒凉的地方。早餐和晚饭一样，吃完后，堂亚历山大带领我们去看看庄园的工作情况。我们在空旷的平原骑马跑了一里格路。伊拉拉骑马莽撞，出了一点小事故；工头毫无笑容地评论说：
“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下马的功夫倒不坏。”
我们打老远就望见那项工程。二十来个人已建起一个残缺的阶梯剧场似的东西。门廊和脚手架中间还露出空白的天空。
我不止一次想同那些高乔人攀谈，但是白费心思。他们似乎知道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自己交谈时，用一种带鼻音的巴西化的西班牙语，言语不多。他们的脉管里显然有印第安和黑人的血液。他们身材矮小精壮；在喀里多尼亚庄园，我算得上高大了，以前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人都用围腰布，个别一两个人穿灯笼裤。他们和埃尔南德斯或者拉斐尔·奥布利加多1笔下的忧郁的人物很不一样，或者没有共同之处。星期六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们很容易动武。庄园里没有女人，我从没有听到吉他的乐声。
1奥布利加多（1851—1920），阿根廷诗人，以描写阿根廷潘帕草原风光和高乔人生活著称。
比这一带的人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堂亚历山大的彻底改变。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和蔼谨慎的老先生；在喀里多尼亚却成了一个严厉的族长，像是大家的长辈。星期日上午，他给雇工们朗读《圣经》，尽管他们一点也听不懂。一天晚上，工头（一个接替他父亲的青年人）来报告我们说有个临时工和雇工在拼刀于。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他到了有不少人围观的圈子，掏出身边经常携带的匕首交给那个哆哆嗦嗦的工头，站到那两把寒光闪闪的刀于中间。然后我听到他命令说：
“把刀放下，孩子们。”
然后用同样平静的声调又说：
“现在你们两个握握手，规规矩矩的。我这里不准胡闹。”
两个人服从了。第二天，我听说堂亚历山大辞退了工头。
我感到孤寂向我逼来。我怕再也回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不知道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是不是也有这种恐惧，但是我们常谈到阿根廷，谈我们回去之后想做些什么。我怀念十一日广场附近胡胡伊街一座建筑门口的狮子塑像，怀念我不常去的一家杂货铺的灯光。我骑术相当好；时常骑马出去，跑许多路。我还记得我常骑的白花黑马，现在多半已死了。某个下午或者某天夜晚，我或许到过巴西，因为边境只是一道有界石的线。
我学会了不再计算日子，一天晚上，堂亚历山大突然通知我们：
“我们早些睡。明天一早趁凉快动身。”
回到河下游之后，我感到高兴，想起喀里多尼亚庄园居然有点亲切。
我们恢复了每星期六的会议。春天的一次会上，特威尔要求发言。他以惯用的华丽辞藻说世界代表大会的图书馆不能只限于收集工具参考书，世界各国、各种语言的古典作品是真正的历史见证，我们如果忽视就太危险了。他的发言当场通过；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身为拉丁文教授的克鲁斯博士承担了挑选必要书目的任务。特威尔已经和尼伦斯坦谈过这件事。
在那个时代，巴黎城是每个阿根廷人的乌托邦。我们中间最想去巴黎的或许是费尔明·埃古伦；其次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他们的动机却不一样。对于《大理石雕》诗集的作者来说，巴黎就是魏尔兰和勒孔特·德·李勒1；对于埃古伦说来，巴黎是胡宁街高档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