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曾研究过曼内特医生好些笔迹，把那当作一项工作。这份手稿确实是曼内特医生的手迹。我把曼内特医生这份亲笔手稿呈交庭长处理。”
“宣读手稿。”
死一样的沉默和安静。受审的囚徒满怀爱意望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不断焦灼地从他望到自己的父亲；曼内特医生目不转睛地望着朗读者；德伐日太太目不转睛地盯着囚徒；德伐日目不转睛地望着看得正高兴的妻子；法庭上其他的眼睛都专注地望着医生；医生对他们却一个也没看见。法庭宣读了那份手稿，全文如下。
第十章阴影的实质
“我，不幸的医生亚历山大·曼内特，波维市人，后居巴黎，于一七六七年最后一个月在巴士底狱凄凉的牢房里写下这份悲惨的记录。我打算把它藏在烟囱墙壁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下了极大的功夫才挖出了这个隐藏之地。在我和我的悲哀都归于尘土之后也许会有人怀着怜惜之情在这里找到它。
“我是在被幽禁的第十年的最后一个月用生锈的铁尖蘸着从烟囱刮下的烟炭和木炭末拌和了我的血很吃力地书写的。我心里已不再存有希望。我从自己身上的可怕征兆看出，我的神智不久即将遭到破坏。但我庄严宣布我现在神智绝对清楚，记忆完全准确，我所写下的全是事实，我可以在永恒的审判席位上为我所写的最后记录负责，无论是否有人会读到它。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第三周一个多云的月夜（我想是二十二日夜），我在塞纳河码头边一个行人已稀的地点散步，想借霜冻的空气清凉一下。“那地方距我在医学院街的住处有一小时路程。这时一辆飞驰的马车从我身后赶来，我怕被它撞伤，急忙闪到路边，让它过去，车窗里却伸出一个头来，一个声音命令车夫停下。
“车夫一收马缰，车停下了，刚才那个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我答应了。那时马车已在我前面颇远，在我走到车前时，两位绅士已开门下了车。我观察到两人都用大氅裹紧，仿佛不愿叫别人认出。他俩并排站在车门边，我观察到他们跟我年纪相仿，也许略小一点，而且两人的高矮、神态、声音和面貌（就我所能看到的部分而言）都十分相像。
“‘你是曼内特医生么？’一个说。
“‘是的。’
“‘曼内特医生，以前住在波维，’另一个说，‘年轻的内科医生，最初原是外科专家，近一两年在巴黎名气越来越大，是么？’
“‘先生们，’我回答道，‘我就是曼内特医生，你们过奖了。’
“‘我们到你家去过，’第一个说，‘运气不好，没找到你，听说你可能往这个方向走，便跟着来了，希望能赶上你。请上车吧！’
“两人架子都很大，一边说话，一边走了上来，把我夹在他们和马车车门之间。两人都带着武器，我却没有。
“‘先生们，’我说，‘对不起，但我一向是要事先了解是谁赏光要我出诊，病号的情况如何的。’
“回答的是第二个说话的人。‘医生，你的病家是有地位的人。至于病人情况，我们信服你的医术，用不着我们介绍，你自己会知道的。行了，请上车吧！’
“我无可奈何，只好服从，一言不发上了车。两人也跟着上来了——第二个人是收了踏脚板跳上来的。马车掉过头，用刚才的速度飞驰而去。
“我是按实际情况复述这次谈话的，字字句句都如实记录，这我毫不怀疑。我控制了我的思想，不让它游离我的工作。我如实准确地描述了一切。我在这里划上暂停号，把我写下的文件隐藏起来，准备以后再写。”
“马车把街道丢在后面，穿过北门关隘进入乡间道路。在离开关隘三分之二里格时——当时我没有估计距离，是在下次通过时估计的—一马车离开了大路，在一套独立的宅院前停下了。我们下了车，沿着花园潮湿柔软的小径走去。那儿有一温泉水，由于无人管理，已经溢流出来，流到宅院门口。拉了门铃却无人立即开门，等到门开了，引我来此的其中一人便用他那厚重的骑马手套揍了来开门的人一个耳光。
“这个行为并未引起我多大注意，普通老百姓像狗一样挨打我已司空见惯。但是，另一个人也生气了，伸出胳膊又揍了那人一家伙。这时我才第一次发现他们是孪生兄弟。
“住宅的门锁着。两兄弟之一开了门让我们进去，然后又反锁上了。从我们刚在院落大门下车时起我就听见楼上屋里有哭喊声。我被径直带进了那屋子。上楼时那叫声越来越大，我发现一个病人躺在床上，害了脑炎，发着高烧。
“病人是个绝色美女，很年轻，无疑刚过二十。她头发蓬松披散，两臂用带子和手巾捆在身体两侧。我注意到这些捆绑用品都来自男人的服装。其中之一是穿礼服用的绣有花边的围巾。在那上面我看到一个贵族纹章和字母e。
“这一切是我在研究病人的第一分钟发现的，因为病人在不断挣扎时已翻过身子把脸转向了床边，让围巾的一角卷进了嘴里，有被窒息而死的危险。我的第一个动作是伸出手来解除她的危险；在拉开围巾时，巾角上的刺绣落入了我的眼里。
“我把她轻轻翻过身来，双手放在她胸上，让她平静，也让她躺好，同时看看她的脸。她瞪大了眼睛，神志不清，不断发出尖锐的呼喊，反复地叫着：‘我的丈夫，我的爸爸，我的弟弟！’接着便从一数到十二，然后说，‘嘘！’像这样周而复始，次序不变，态度也不变。除了那固定的停顿之外一直没有住口。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问。
“为了区别两个弟兄，我把他俩分别叫作哥哥和弟弟。我把那最权威的叫哥哥。哥哥回答道，‘大约从咋天晚上这时候开始的。’
“‘她有丈夫、父亲和弟弟吗？’
“‘有一个弟弟。’
“‘我不是在跟她的哥哥说话吧？’
“他非常轻蔑地回答道，‘不是。’
“‘她近来有什么跟数字十二有关的事么？’
“弟弟不耐烦地插嘴道，‘十二点钟！’
“‘你们看，先生们，’我说，我的手仍在她胸口上，‘你们像这样把我带了来，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若早知道是来看什么病，就可以带好应用的药品。像现在这样，只能是浪费时间。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哪几有药呢。’
“哥哥望了弟弟一眼，弟弟傲慢地说，‘有个药品箱。’他便从一间小屋里把它取了出来，放在桌上。”
“我打开几个药瓶，嗅了嗅，用嘴唇碰了碰瓶塞，这里的药除了本身就是毒药的麻醉剂之外，并没有我要用的药。
“‘这些药你不放心么？’弟弟问。
“‘你看，先生，我会用的，’我回答，就再也没说话。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想了许多办法把我要用的药给她喂了下去。因为过一会儿还得用药，现在也要观察疗效，我便在床边坐了下来。有一个很胆小的怯生生的妇女在服侍（她是楼下那人的妻子），此刻退到了一个角落里。那房子非常潮湿腐朽，家具也很平常——显然是最近才临时使用的。窗前钉了些陈旧的厚窗帘，想要挡住那尖叫声。尖叫继续有规律地发出，‘我的丈夫，我的爸爸，我的弟弟：’数到十二，然后是‘嘘!’病人很疯狂，我没敢解掉捆缚她双臂的带子，却也作了检查，设法不让她疼痛。病人溅出的唯一令我鼓舞的火星是我放在她胸前的手产生了抚慰的效果，有时能让那身躯平静一点，但是对尖叫却没有作用：没有钟摆比它更准时的
“因为自以为我的手有这种效果，我在床边坐了半个小时，弟兄俩在旁边看着。后来哥哥说：
“还有一个病人。’
“我吃了一惊问，‘是危重病么？’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时拿起了一盏灯。”
“另一个病人在另一道楼梯后的一间房里。那房间在马厩的上方，也可算是一种阁楼。楼顶有低矮的天花板，一部分抹了石粉，剩下的部分却空着，露出瓦房顶的屋脊和横梁。那是堆放麦秸和干草的地方，也放木柴，还存放着一堆埋在沙里的苹果。我穿过那地方来到病号面前。我的记忆精确无误。我用这些细节来审查我的记忆力。在我被幽禁快满十年的此刻，在巴士底狱我的牢房里，那天晚上的景象全都历历如在我眼前。
“一个英俊的农村少年躺在地上的干草里，头下枕着一个扔在地上的垫子。他最多只有十七岁。他右手捂着胸口躺在地上，咬紧牙关，圆睁着双眼望着头顶。我在他身边跪下一条腿，却看不见他的伤在哪里。我可以看出他因锐器刺伤，快要死去了。
“‘我是个医生，可怜的朋友，’我说，‘让我检查一下吧。’
“‘我不要检查，’他回答，‘随它去。’
“伤口在他捂住的地方，我说服他拿开了手。是剑伤，受伤时间大约在二十至二十四小时以前。但是即使他当时立即得到治疗也已无术可治。他正在迅速死去。我转过眼去看那位哥哥，只见他低头望着这个英俊少年的生命在消逝，只如看着一只受了伤的鸟或兔，一点也不像看着跟他相同的人类。
一这是怎么回事，先生？’我问。
“‘一条小疯狗！一个农奴！逼着我弟弟拔剑决斗，把他杀了——倒像个贵族一样。’
“那答话里没有一丝怜悯、痛苦，或是人类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