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特侦站成功打入延安，本来是军统的辉煌战绩，现在一朝覆没，戴笠也得有所交待。
军统重庆特训班所在地“白公馆”举办了一次“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40多个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天动地。蒋介石亲自参观，指示戴笠：“可以将他们的照片也陈列出来。”
戴笠忙说：“报告委员长，他们都是无名英雄，照片只能给委员长看，此外谁也不能看。”
蒋介石满意地离去。戴笠回头就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处理军统叛徒祁三益、李春茂！
第七章延安反特第一案“特务”入党“叛徒”的生存相当尴尬。
新的东家当然重视，背叛的老家却是恨之入骨；接下来，老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间计，新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骨子里却始终保持对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几乎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还丧失了自己全家的性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一些闲差。后来，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委托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吃叛徒的亏更惨，共产党的政治道德对叛徒最为严厉，共产党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党。
“叛徒”如此，“特务”呢？
汉中特训班一案，涉案人员都是正牌军统特务！
怀疑其假投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已经跑了六个？
没跑的人呢？心中也有包袱，共产党是否真的信任我？
被吸收加入边保工作的这几个人，心态还是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表面看很老实，叫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有意见总藏在肚子里面。总说希望组织上信任，总是对领导的态度相当敏感，可是，组织上一旦照顾，又嫌把自己当客人。上街走路，看见身后有人，就怀疑是组织上派人盯梢。有的人汇报上写道：“昨天夜里梦见一只黑狗，若不是看在主人面上，就打它棒子！”
边保尽管缺乏同军统打交道的经验，却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于这些人的心态变化掌握很准。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人的思想状态也越来越好。
可是，到了政治运动期间，就发生异常情况。
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按照这个逻辑，边区的政治空气逐步紧张起来。抢救运动期间，康生将汉训班作为典型案例，在延安大会点名。枣园坦白大会，胡士渊痛哭流涕地发言，交待自己小组在二局的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动。
正在陇东的吴南山也被调到延安集训，外勤工作一时中断。延安的祁三益、李春茂，更被集中到保安处，说是上干部培训班，其实是监禁审查。
幸而，中社部、保安处直接了解此案的全部过程，吴南山等人又有突出贡献。陇东分处很快为吴南山做出正确结论，证明吴南山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是被骗去的，回边区向组织交代是主动的。吴南山回到庆阳复任教育科长，仍然是庆阳外勤组长。祁三益与吴南山有所不同，祁三益并非主动自首，而是被捕后经过教育才表示反正。但是，由于祁三益的交待不够完全，没有主动说出戴笠到汉中视察的情况，又被关押在保安处审查一段。祁三益在保安处表现很好，大生产运动还当了劳动模范，1944年11月随边保工作团到陇东，以镇原县税务局副局长的职务为掩护，从事外勤工作。李春茂在整风中被调到行政学院学习，1944年7月被边保外勤组长欧阳天带到陇东，以西华池土产公司经理的身份，掩护外勤工作。
整风之后，中共的锄奸保卫政策更为成熟。
1945年秋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由中社部罗青长、汪东兴介绍，发展国民党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李茂堂入党。
这种党员称为“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批准，入党后不暴露身份，秘密为党工作。
中共的特别党员之中颇有些人物，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是特别党员，国民党元老王昆仑是特别党员，著名记者范长江是特别党员，民盟骨干胡愈之是特别党员……这些特别党员，从事情报、保卫、统战、联络等秘密工作，常常能发挥普通党员难以做到的特别作用。
李茂堂入党开创了“特务”入党的先例。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当时的外勤人员有四类：一是各阶层进步分子，二是脱党分子，三是特务分子，四是自首叛变分子。文件分别对各类分子的入党问题规定了不同的考核条件、考验时期、发展手续，最高级别的“特别党员”，要经西北局社会部介绍、西北局审核、中央批准。11946年9月7日，西北局特批，由薛浩平、陈凯介绍吴南山入党。陇东地委特地为吴南山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月明监誓。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也由西北局批准入党。
共产党人最重政治生命。对于吴南山这些人，孙子的“因而利之”尚属次要，更为重要的是“导而舍之”。党信任自己，放手让自己工作，比什么物质待遇都重要。
政治上的信任，就是最为锋利的快刀，“反用”之中的五大难题迎刃而解，反用人员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第七章延安反特第一案生死考验（1）
军统自奉为封闭性“团体”，向有自己的“家法”，“生进死出”，对“叛徒”更是严惩不怠。于是，围绕汉训班的人们，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展开激烈争夺。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这些人个个面临生死抉择。
被军统严令通缉的祁三益、李春茂始终在情报前线作战。
祁三益在镇原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暗中从事外勤工作。祁三益从西峰党务通讯处拉出一个郑子贤，得到不少重要情报。西峰党务通讯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也想拉拢祁三益。镇原人马子元给祁三益捎来一份“委任状”，任命祁三益为一级专员。这可比祁三益现在的官儿大得多！祁三益毫不动心，立即向上级余凯汇报。
李春茂在富县工作很有成绩，军统派人暗杀未逞。
王星文一直在边区周围做情报工作，后来也到了陇东。
在五个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的人中，只有赵秀、张秉均两人逃亡，其他三人都愈斗愈勇。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上级的信任，被调出军统，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时才收回。赵秀、张秉均、杨超等人，建国后都被逮捕判刑。
最早主动交待的吴南山，始终留在陇东，隐蔽真实身份继续活动，与军统的联系三年没有断线。
吴南山在庆阳北街开办了一家文具店，一方面侦察是否有特务潜入，一方面设法与军统恢复联系。1944年下半年，吴南山的三弟结婚，堂妹夫翟相荣从西峰镇来送礼。吴南山托他给军统西峰组长李滋渊捎了一封密写信件，要求派人建立联系。
此前，戴笠已经得知延安组被破获，通过军统驻兰州的西北区，向陇东组组长王天爵下令，要求查明失去联络的李春茂、祁三益、吴南山等人的下落。王天爵与西峰镇组长商议，派贺铸再去侦探。
贺铸这次见到吴南山，言行就比过去谨慎。边保认为，军统显然对吴南山有所警惕，于是将贺铸密捕突击。从此，贺铸又利用为军统跑交通的机会，往来国统区与边区，秘密为陇东保安分处工作。
后来，贺铸在侦察国民党军队情报时被捕，供出吴南山已经为共产党工作。军统这才知道汉训班的覆没源于吴南山！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将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行动具报”。“行动”，在军统词汇中就是“暗杀”！
王天爵指令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执行，张明哲派遣特务张丰玉潜入边区企图暗杀祁三益。可是，祁三益当初是这些小特务的教官，哪里让他们杀得到。
暗杀本是军统特长，可是在共产党的边区就不灵光，边区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保卫方式，防范太严！王天爵苦心策划，又施一计。
贺铸又返回庆阳了，还带给陇东分处一封军统给吴南山的密信，信中表扬吴南山提供情报有功，“请示上峰准尉晋升上尉并予奖金”！
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赵苍璧信任吴南山，认为此信不过是军统的借刀杀人计。审讯贺铸时，赵苍璧特意叫吴南山旁听：“吴南山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捣鬼！”
贺铸这才交代了自己供出吴南山的情况。
赵苍璧对吴南山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想借机收拾你。”为了保证吴南山的安全，赵苍璧还给了吴南山一把勃郎宁手枪。
共产党给自己手枪！吴南山内心感到党组织对自己的充分信任。
1947年初，战争爆发在即，为了教育群众，组织上决心公布汉训班真相。经赵苍璧布置，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在2月7日的《解放日报》。吴南山陈述自己受骗加入汉训班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主义残害青年，揭露国民党在抗战中图谋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