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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在大方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傅佐巷12号,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边枪杀,罹难者200余人。

    (20)在石观音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4日,在石观音17号,日军将居民柯大才、柯徐氏、柯荣贵、柯方氏、柯荣春、柯根荣、小巧子、赵雪美等8人集体枪杀。

    (21)在煤炭港的集体屠杀。

    陆法曾陈述《日军集体屠杀首都电厂职工》一文说:南京首都电厂于南京沦陷之前,奉命维持供电业务,留有由副工程师徐士英率领的工人50人。12月13日首都沦陷后,乃退至煤炭港英商和记冷藏厂内避难。后日军到下关且到和记厂内检查,除有文件证明身分确为和记雇员外,余均被拘捕围禁于煤炭港下游之江边。是处被拘禁者约3000之众。徐士英得到和记友人之介绍,为敌军配制汽车电钥匙而得免难。另有赵阿劳稍懂日语被释出。正在赵和另一名被释放的工人设法营救同仁时,江边围禁之众忽被全部杀害:其初以机枪扫射;继将临近茅屋的驱进屋禁闭,再集薪油之类堆积茅屋四周,放火燃烧,致被害人一部分系被烧死。

    幸存者陈德贵是日军煤炭港大屠杀的见证人,亲身经历了那场集体大屠杀。

    1937年12月12日,陈德贵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13日,日军侵占下关,发现了他们这批难民。第二天早晨,200多名日本兵从几千名难民中抓出2800多名年轻人,要大家排成4人一排的队伍,并要难民们交出手表和银元等贵重物品,又进行搜身。下午,日本兵把这批难民从和记押到煤炭港一个仓库里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上去干活,每10个人一组出去。”站在仓库门里的10个人马上被推出去,不久,陈德贵听到一阵枪声。不一会,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是一阵枪响。他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本人要第3批人出去时,陈德贵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8点多钟,一走出仓库,他看到日本兵列队两旁,斜举着步枪上的刺刀,后面的日本兵押着他们。当走到长江边时,陈德贵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持枪的日本兵,他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他站到水里,就在日本兵举枪射击时,陈德贵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河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厢肚里,亲眼看到10人一批地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未被杀害,日本兵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以后,日本兵走了,陈德贵摸到岸边,偷偷地爬上岸来。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拣起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死人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兵从栈桥头经过,发现他在抖动,便向他打了一枪。子弹头从他大腿上穿过,左手无名指也被打伤,至今还留下伤疤。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就走了。到第三天,掩埋尸体的人见他还活着,把他救上来,才幸免一死。

    第二部分第18节铁证如山(10)

    (22)在宝塔桥、上元门和鱼雷营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被俘军民30000以上。

    1945年10月1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职员陈万禄陈述《日军在宝塔桥惨杀军民》一文说:

    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一、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余人。

    二、奸害妇女暴尸于市者约一万人。

    单就宝塔桥一地而言,日军“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人以上”显然有些夸张。但宝塔桥与鱼雷营、上元门很近,日军在这一带进行多次集体屠杀,说其“总数在三万以上”未必不是事实。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在宝塔桥、鱼雷营和上元门说日军集体屠杀我国军民在三万人以上,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目睹者何守江证实:他家住在宝塔桥桥东。日本兵侵占南京时,宝塔桥一带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难民,大约有四五千人,十字会把难民分男女两边集中。日本兵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从女难民中拉走了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去奸污。第二天,把700多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由于桥很高,先跳下桥的人,大部分都摔死了。后跳下桥的人,没有摔死的,日本兵就用机枪扫射,无一幸存。

    下关警察局《调查日军在宝塔桥集体屠杀军民的公函》(1946年1月8日)中说:

    关于敌人在下关有组织之大屠杀,及大批军民在机枪扫射之下殉难,或堕江溺死之情形,……调查结果所得材料如下:据宝塔桥浴室老板陈汉森及金固乡梁思诚乡长等声称,彼等所见及之敌人在下关之暴行如下:

    宝塔桥——此处殉难者多数为敌人自崖逼跳跌死及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体为582具,丛葬于煤炭港。

    后者证实前者所目睹之事实。前者说,日本兵“把七百多个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或跌死,或被机枪扫毙,无一人幸存;与后者收埋582具尸体有无矛盾呢?应该说毫无矛盾之处。“或堕江溺死”者,有一部分尸体被江水冲走不是不可能的。

    殷有余在军事法庭陈述日军在鱼雷营集体屠杀时说:1937年12月13日下午4时,日军在江边鱼雷营集体屠杀九千余人,先用机枪扫,后用刺刀戳,最后用火油烧。

    1946年1月8日,下关警察局,同样通过陈汉森和梁思诚证实:

    鱼雷营——此处被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为2508具。

    这样一来,宝塔桥和鱼雷营两地集体屠杀我军民计9700余人,尚不足10000人,距30000人以上尚缺20000余人。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了:上述这9000余人是在13日下午和14日被屠杀的数字。前面提到“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后来,65联队的随军记者听到当时情况后说:

    “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高潮。”

    可以肯定,屠杀更多的军民不是在12月13日,也不是在12月14日,而是在15日才开始集体屠杀。那么这些屠杀对象从哪里来的呢?

    属第16师团的65联队,曾于13日下午4时30分占领了紫金山以北的乌龙山炮台,接着于14日上午11时占领了南京北侧的幕府山炮台。中国军队从城里败下来,65联队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这支部队。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就当时情况报道如下: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65联队归该部队统辖)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南京城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有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有点吃惊发愣,以至我方由于人数少得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先叫他们丢掉枪支,然后把他们押进营房。虽说是一个师以上的军队,就是挤得紧紧的,也塞满了22栋大营房……

    第一、这14777人中有相当数量是难民。在幕府山下,包括下关在内只有上元门和鱼雷营才有营房,后者的营房仅供上岸的水兵住宿,营房的数量有限。根据记者横田提出“22栋”营房的数量,可以肯定是上元门营房,而不是鱼雷营海军营房。第二、关于这14777名俘虏住在上元门营房内日本方面也有报道。

    当时,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日华事变画报》第11辑就刊登了一幅两角部队抓获俘虏(部分)的照片,他们集中在一起,都被收容在幕府山下,扬子江岸边村庄——上元门的兵营里。这幅照片恐怕就是在屠杀他们的前一天拍摄下来的。(引自《大屠杀》第36页)

    事实表明,这14777名被俘军民,经过请示司令部,在命令“处理掉”的情况下,两角部队借口没有饭吃,将被俘军民集体杀害了。山田旅团长曾狡辩说:打算把这批俘虏送到江北释放,因途中俘虏“暴动”,日军才开枪射杀。所谓“暴动”是日军面对大批俘虏开枪集体屠杀后,被屠杀者夺路逃命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暴动。山田还扯谎说,为了押送这批俘虏到江北释放,事先已经准备好了船只。持否认南京大屠杀观点的铃木明曾就渡船问题向山田问道:“船有多大?有几艘?”山田回答说:“大概有几艘。我看到一艘,能乘数十人。”14777人要乘多少条船呢?我们知道:从12月12日午到13日拂晓,江南岸边一条船也没有了,从上新河,包括秦淮河在内,下关各个码头、燕子矶、巴斗山,所有船只都已装载撤退下来的军人和部分难民驶往北岸,而且都到内河里隐藏起来。只要有船,撤退到江边待渡的军人和难民,无论如何,都要登船北渡,决不会眼睁睁看到能渡到江北而静静地等死。而且,到了北岸的船只,听到江南的枪炮声,明知日军在南岸已展开了屠杀,船老板再蠢也不肯开船到南京来送死呵!山田的回答完全是欺骗,为的是一股脑儿推卸掉自己执行司令部的命令屠杀掉这14777名被俘军民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