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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师收复后,韩游瑰因功迁为检校尚书左仆射,拜分阝宁节度使。

    其后,韩游瑰一直率军在泾、陇、分阝、宁等地抗击吐蕃的入寇,立功殊多。唐德宗命浑瑊与吐蕃会盟,韩游瑰就上书指出吐蕃是“诈盟”,德宗不听。而后吐蕃数次侵袭,韩游瑰均亲自以大将身份执矛跨马,总是以数百人破成千上万敌兵,常打得吐蕃遁败远逃。

    如此忠勇大将,偏偏生出个不争气的儿子。其子李钦绪是禁军军官。好好的功臣子弟,本来前途远大,竟听信一个叫李广弘的和尚煽动,相约夜间闯入皇宫击鼓为号,然后奉李广弘为帝。李钦绪把此事告诉禁军中几个要好的哥们。谋反事大,“哥们”连夜就“上变”,朝廷立刻把相关众人逮捕,审讯后皆一一处斩。韩游瑰听到这一消息,吓得肝胆俱裂,“自求归死京师”,皇帝不许。他又把自己的亲孙子、李钦绪的两个儿子绑送京城,德宗也诏免不罪(谋逆是“夷三族”的大罪。)不久,韩游瑰亲自入朝,“素服听命”,但唐德宗深知他与儿子事件无涉,又念奉天捍卫保护之情,“有诏复位,劳遇如故”。

    自此,韩游瑰仍惊魂不定。他还镇分阝宁后,既无心思,又失威权,不久宁州士卒又发兵乱,朝廷以别将顶替他。韩游瑰“畏乱,委军轻出”。跑回京师后,韩游瑰得封右龙武统军的闲官,不久就忧疾而死。可见,其子李钦绪的“谋逆”使得韩大将军忧乱失措,终日郁郁,最终竟以忧死。

    十、唐德宗

    唐德宗在位26年,64岁时病死。即使总为“尊者讳”的封建史家,言及这位“九叶天子”时都掩饰不住愤懑不平之气:“(德宗)志大而才小,心猵而意忌。不能推诚御物,尊贤使能,自以为果敢聪明,足以成天下之务”。(范祖禹)“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新唐书》)“德宗……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御历三九,适逢天幸……”(《旧唐书》)所有一切“盖棺”之论,基本同持一个观点:此人能为君二十几多年而不亡国丧身,恰恰因为有一大批忠臣良将鼎力挟持以及“天幸”罢了。如此一个皇帝越到后来越糊涂,越老越不是东西,简直都可以令他当一个“坏皇帝”的样板了。

    尤其是经过奉天之乱以后,唐德宗被吓得肝胆俱裂,刚继位时的英果锐气一丝皆无,动不动就与臣下、诸子“涕泣相对”,而其四大弊政,也深深地为日后唐朝灭亡埋下最直接的引线——一是姑息藩镇,二是委任宦官,三是聚敛财货,四是亲昵小人。

    先举几个他亲昵小人的例子。由于唐德宗本性猜忌刻薄,因而“小人易入”。大奸臣卢杞首先获得德宗赏识,此人深知德宗性格,多次借机离间德宗与群臣的关系。奉天之难后,虽然忠臣陆挚多被信用,仍然因直谏而使德宗内心不快。卢杞被贬外任后,德宗仍思念不已,并对李沁讲:“卢杞忠清强介,别人总说他奸邪,朕怎么总不觉得。”李泌倒是一语道破:“卢杞对陛下您言听计从。别人都说他奸邪,而陛下您惟独不觉他奸邪,这止是卢杞奸邪的关键所在呵。”同时,德宗又以能言善辩为取人的标准,谁能奉承他就把谁当忠心之人,以惬己之意为“忠臣”标准,小有违忤则耿耿于怀。非常奇怪的是,德宗一辈子都和无赖小人一见如故——卢杞、裴延龄、李齐运、王绍、韦执谊等人,常常相坐秘语,语笑款狎而不知倦,使“小人常得志”。由此推之,唐德宗本人其意就是个“小人头子”,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身上“小人”磁场那么强,难怪大批小人皆磁附其左右。

    至于财迷心窍、急于聚敛方面,唐德宗简直像得了失心疯一般。他先是下令搜刮富翁钱财。官员得令后,残暴如盗贼,检括登记长安富贾大户,压榨夺取,动不动就大刑伺候,以至于不少富商一下子因官府催逼交不出钱而上吊而死,然后,又立“僦质钱”名目,凡有蓄积财物者,都要把四分之一上交朝廷,以至于天下嚣然,天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赶至京师在路上拦住卢杞的马哭诉。接着,唐廷又对人民的住房收税,号为“间架税”,并出钱奖励人们互相告发,对那些不按实际房屋数目交税的人又罚又打。“愁怨之声,闻于远近”。奸贼卢杞被贬后,另一个贼臣裴延龄也因为善为暴敛、乱加杂税深为德宗所信用,令民间生计更苦。泾原兵士在长安叛乱时,对民众大呼的口号就是:“大家别害怕,我们不夺‘僦质税’,不收‘间架钱’”!到了德宗后期,更是开立“宫市”,与小民争利,其种种深弊,可从白居易《卖炭翁》中可见一斑。

    唐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是深受倚重,但此太监毕竟是个忠臣,又知道谦抑之道,对国家危害极少。到了唐德宗时代,宦官成为掌握朝廷的一支重要势力,而且积弊至深。泾原兵士叛乱,正因为宦官白志贞的禁兵一个没来,差点让德宗成为乱军俘虏。按理说应该“惩前毖后”,谁知道后来他更加宠任太监,而且这些公公们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以至于其后数位皇帝皆由宦官拥立。太监们还在各个军区充任监军,干扰军事。奉天之乱后,唐德宗外表好象十分信任大将忠臣,内心却十分猜忌这些宿将勋师,并把神策军兵马使这么重要的禁军统领位置完全由太监掌握。而且,到了德宗后朝,各地节度使以及重要军镇的将师都出自神策军,皆为太监统军的“门下”,只知报公公们举荐的恩德,不知朝廷的存在。至此,刑赏恩罚的大柄不在人君而在那些宦官。尤其是在讨伐吴少诚时,大太监推荐常给自己送金银财宝的韩金义为为四面行营招讨使,又派数十太监为监军,十七道唐兵皆受这些庸才小人节制,致使官军屡战屡败,死亡无数。“德宗为唐室造祸之至,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范祖禹),诚哉斯言!

    唐德宗初即位,锐意削藩,但自从奉天之乱后,如丧肝胆,对藩镇务求姑息,矫枉过正。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赶走节度使刘士宁,德宗竟授李万荣为留后,此种姑息,简直就是鼓励臣下叛篡,致使后来的仿效者越来越多,唐廷威权丧失几近。同时,他还爱耍小聪明,自己亲自择任各个藩镇的副手和参佐之将。但藩镇头子往往用计除去这些人,大太监们以权谋使唤这些人,谁也不会真正向德宗效“愚忠”。最过份的,当属德宗纵宠浙西观察使李锜之事。李锜本来只是个常州刺史,由于向大太监李齐运孝敬了大笔金银财宝,就为李太监荐给德宗,升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李锜掌握“天下利权”后,对下刻意搜刮,对上不停上贡,朝廷权贵遍受其贿,逐渐骄纵无所忌惮。他对自己所辖官员任意杀害,贪污公款无数。浙西平民崔善贞到京城告御状,德宗不仅不相信,反而大怒,派人把崔善贞用木枷铁锁锁上,送交李锜处理。“(李)锜闻其将至,预凿坑待之”。崔善贞囚车一至,连枷锁也不脱,被李锜手下兵士踹入土坑中活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真正的是钳天下之口而长奸臣之威,让这些贼臣愈加骄暴,日后个个迭相叛逆。

    由上种种,皆可以看出,唐德宗的过失,也可用罄竹难书四字来表达,一点也不冤枉他!

    夕阳无限好——元和君臣的削藩大计

    公元805年春正月,虚弱不堪的唐德宗在宫内的病榻上接受诸王、亲戚朝贺。人来人往,拜舞不休。眯着昏花的老眼,德宗力挺老衰残躯,竭力四顾张望,就是不见太子李诵来贺。一问,宦官小心翼翼地告知:“太子有疾。”

    本来就病入膏肓的唐德宗闻言,“涕泣悲叹,由是得疾,日益甚”。屋漏偏遭连雨。自己马上撤手而去,皇储眼看也要灯尽油干,老皇帝急忧苦恨,一齐攻心。几天后,唐德宗就“崩”了,时年六十四。

    大臣卫次公、郑絪等人宣遗诏,一身孝服的皇太子李诵被众人搀扶,于宣政殿继位,是为唐顺宗。看见一个穿穿大白孝袍的人歪歪斜斜地半倚半躺在龙椅上,禁卫军将士不少人将信将疑。众人在殿外踮脚窥视,仔细打量一番,见座上人果然是李诵,大家喜极而泣,互相祝贺说:“真太子也!”

    这位唐顺宗,在位仅一年就病死。虽然这个唐朝皇帝的名号几乎不为人所知,但他为帝时,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程异、韦执谊、陈谏、韩晔、凌准等人支持下,进行了所谓的“永贞革新”。此次急功进利的改革非常短命,仅仅持续短短146天。“永贞革新”,改革内容看上去不错:削减宦官兵权、裁撤冗官、免减百姓租赋、撤去“宫市”等等。由于上述内容无一不涉及当时“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领头的“二王”又属志大才疏、自以为是、偏躁寡恩之辈,“改革”很快就被太监俱文珍等人粉碎。

    唐顺宗继位八个多月后,因病不能言语,退称“太上皇”,让位给儿子李纯――-唐宪宗。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改革者”,一般均无好下场。“二王”先被远贬,后均赐死;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被流放到荒远小州做司马,即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几位政治家一生坎坷蹭蹬,但中国文学史却增添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优美、凄丽诗篇,尤其是刘禹锡、柳宗元两人,佳作连连,如明珠美玉,熠熠闪光。“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诗人不幸诗坛幸。正是这样的失意、幽愤,才使得诗人写出那么多真切感人的绝妙好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