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大太监鱼朝恩更是权倾一时，竟有“处置”京城以外重大军事活动的全权，虽然名号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是奉天钦差，兵马大元师，对于郭子仪、来瑱这样的方面重将，想废就废，想杀就杀。特别是唐德宗遭遇泾原军兵变后，曾为节度使的朱泚称帝，皇帝再也不敢信任大臣重将，把中央直系军队神策军和禁卫军完全交由宦官指挥，并且不断予以“制度化”，一直延续到唐亡。
唐朝皇帝的思维模式其实很简单：宦官毕竟是家奴，没生殖能力，没有子孙，再怎么样也要狗仗人势，依赖皇帝才能生存，不会夺国篡位。
事情总是发展的。宦官之害，简直磬竹难书。他们不仅掌握京城皇官的禁卫军军权，宦官们还被派至各处节度使那里以充“监军使”，各地节度使在名义上都处于这些“政委”的控制下。当然，在那些真正拥众割地一方的藩镇，太监监军只是充样子，他们本人也很老实，收收礼，纳纳贿，吃吃喝喝，和当地节度使一般挺热乎。他们深知，这些土皇帝连皇帝都不买帐，自己太骄横说不定就要吃刀子。但在直接受唐廷管辖的方镇或诸道军中，宦官可就牛逼大了。如果主将打胜仗，监军使们往往驰送捷报，揽军功为已有；如果出战失利，监军们又会立即打小报告，历数主将的“罪恶过失”。所以，宦官在军中是有百害无一利。唐宪宗时两次大捷，高崇文擒刘辟以及李愬擒吴元济，恰恰是没让太监监军，才最终能取得重大胜利。
唐朝时，还特别“创造性”地委任宦官为枢密使和宣徽使，这样，太监不仅内外有兵权，又在中央政府中掌有草诏宣制的权力，北司（宦官衙署）成为与宰相（又称南司、南衙）争权的重大政治力量。至此，兵政大权，宦官皆牢牢掌握，他们不仅能“口含王宪”吓唬人，而且完全能诏由已出，甚至对于皇帝也是随心所欲，想立就立，想废就废，想杀就杀，宪宗、敬宗、文宗最终皆死于太监之手，而且，肃宗之后，唐朝几乎所有皇帝的继位均由太监拥立（只有哀帝是唯一的例外，不过没多久唐朝也亡了）。出乎先前唐帝“设计”意料之外，宦官虽自己不能当皇帝，但可以废杀皇帝，作王朝真正的主人。而且，这些被阉割的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往往变态、残暴、贪财，不仅在京城强买强卖，恣意取索，在外面也广占良田、巧取豪夺。白居易《卖炭翁》和《重赋诗》两首诗，对于宦官横暴的“宫市”以及重赋之下的贫苦人民处境有着形象、深刻的描述：
卖炭翁，卖炭翁，
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
晓驾炭车碾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
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
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
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
系向牛头冲炭直（《卖炭翁》）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防其淫，明赦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织绢未成匹，剿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
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
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大儒王夫之对唐朝宦官之弊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宦者监军政于外而封疆危，宦者统禁兵于内而天子危……胁君自恣，乃至弑刃横加，岂能无畏于四方之问罪乎？其（宦官）无所惮而血测宫廷居功定策者，实恃有在外监军之使，深结将师而制其荣辱生死之命。”究其本源，则在于“唐之立国，家法不修，淫声曼色，自太宗以来，漫焉进御而无防闲之教，故其祸为尤酷矣！”
更可笑可叹的是，大公公仇士良退休前，对这些没老二的徒孙们还明示太监执政精意：“天子不可令闲，日以奢糜娱其耳目，无暇更及他事”——此句太监“圣经”首义，被唐末僖宗以及明朝后期几个青年皇帝时期的太监们发挥到极至。
不仅宦官作威作福，唐朝中晚期，朝内大臣也不让人省心，几乎各个拉帮结派，严重违背圣人“君子群而不党”的训言，山头主义严重，党争日趋白热化。
言起“牛李党争”，不仅仅是李德裕、牛僧儒两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08年（宪宗元和三年）的一次制举策试。当时，举人牛僧儒、李宗闵等人的卷子直言时弊，文笔清新，宪宗览翻试卷，大喜过望，马上指示中书省准备委任这些人作官。不料，时任宰相的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作梗，认为这些冒进轻躁的年青人背后主谋是自己官场对手裴垍、王涯等人，并到宪宗面前泣陈朝臣徇私、考试舞弊。
毕竟当朝宰相言语份量重，牛僧儒、李宗闵等人不仅被黜落下第，还因老李一言而多年蹭蹬，委曲多年。从自开始，一至到唐宣宗，其间经历六代皇帝，牛李党争父一代子一代，斗得你死我活，谁也不让谁。
大略分类，李德裕一党可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方，牛僧孺一派可作为以进士为骨干的寒族地主的代表方。两党之间，君子小人相杂，但从总体上讲，李党君子多，牛党小人众，而且李德裕本人力主削夺藩镇、抵击吐蕃，功名赫赫。牛僧孺则因循守旧，粉饰太平，因私废公。
唐宣宗继位后，深忌对自己全无拥戴之功的“李太尉”，把李德裕一贬再贬，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崖州（今海南琼山）。牛李党争的终结点，似乎以牛党的令狐綯等人作宰相成功而告终，但党争余害，绵延不绝。由于二党相互纠緾，你死我活，正所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无论是太监还是侫臣小人，只要想对朝臣打击报复，均以“朋党”为辞，冠以牛李徒众，一一贬逐，“党人”成为现成的“坏分子”标签。
正因牛李党争的水火不容，唐文宗继位后才不得不矮子里拔大个，先以浅躁少谋的宋申锡为相，后又倚靠贪浊小人李训、郑注为腹心，一心想去除宦官，最终一无所成，自己反为玉食囚徒，面壁喟叹。何者？“唐之诸臣，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退而求其次，大臣们基本依靠不住，文宗皇帝病急乱投医，把草包当纯臣，最终一败涂地。
禁卫军中尉大公公王守澄是弑宪宗主谋之一，由于推立穆宗有功，又知枢密事，权兼文武。文宗入统，王守澄依旧大权在握。“文宗以元和逆党尚在，其党大盛，心常愤惋”，于是，他找到翰林学士宋申锡密淡，宋学士力劝文宗除掉王守澄等人。终于找到“知音”，文宗大喜，很快就提升宋申锡为同平章事，擢用为宰相。
宋申锡为了集聚诛除宦官的后备力量，就任用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向他讲述皇帝的意旨。王璠首鼠之人，非刚决果断之士，不知是他有意还是无意，很快就把宋申锡的想法泄漏出去，王守澄以及他的心腹谋士郑注得悉此讯后，立刻组织反击。
说起这位王守澄的“智囊”郑注，还应好好交待一番。此人小矮个子，高度近视，娄阿鼠一类人物，但有“金丹”之术，能治阳萎早泄腿脚痛，最早以高级游方郎中的身份在长安权贵豪门间小有时誉。但郑注起身为官的“恩公”，竟然是大英雄李愬——雪夜袭蔡州擒吴元济那位爷。都说小人之间心心相吸，但郑注这么一个“保健医生”却“魅力”十足。元和十三年，李愬任襄阳节度使，郑注前往投靠。不知怎的，吃了郑注数粒大药丸子，李愬感觉神轻体健，房中采战功力上升了一个层次，“因厚遇之，署为节度衙推”，从此，郑注便从一个“赤脚医生”一变成为国家官员了。不久李愬移驻徐州，也把郑注带在身边，并且让他开始参决政事。
郑注“诡辩阴狡，善探人意旨”，哄得李愬十分开心，“然挟邪任数，专作威福，军府患之”。当时，任徐州监军使的公公王守澄听从人说起过郑注，“深恶之”，并专门去李愬那里要李将军除掉这个惹起军中公愤的“小人”。
李愬回护郑注，对王守澄说：“郑注虽有些小毛病，实乃奇才。公公如不信，请您和他谈谈，如果再不满意，把他外贬也不迟”。
王公公老大不情愿，又不能不给李愬面子，勉强把郑注唤来一见。“及延坐与语，（郑注）机辩纵横，尽中其意”。王守澄大喜，马上把郑注请入内室，“促滕投分，恨想见之晚”。估计郑注一个江湖医生，见多识广，见人下菜碟，先为王公公谈身体，再为王公公讲国事，小人见小人，喜不自禁。
转天，王守澄见到李愬，翘两个大拇指：“诚如公言，（郑注）实奇士也！”从此，郑注可以自由出处王守澄监军府衙，并又被升为李愬的巡官，位于僚属之尊。
王守澄在穆宗时代做枢密使时，有了处理政事的大权，就更依赖郑注这个“谋士”。郑注“昼伏夜动，交通贿遗”，可见，日理万机，至于通宵，“数年之后，达僚权臣，争凑其门”，最后官阶升至检校库部郎中并成为昭义节度副使（副省级官员）。
听说宋申锡四下活动要对宦官不利，王守澄着慌，忙招郑注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