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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有一次,大概是某位副官加的热水比较烫,虽然热水袋还包裹着一层毛巾,但因为蒋经国的脚部皮肤已经麻痹,他在睡觉的过程中,脚也没有什么烫的感觉,一直这样“烫”到天亮。当我接班时,一看,不得了!蒋经国的左脚脚后跟硬是烫出了一个大水泡,面积相当大,这一大块水泡肿得很大,我们立刻向医生报告。医生接到这个消息相当紧张,因为有糖尿病的人,身上即使是一点小伤口,复原都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更遑论是这么一大块水泡,而且最糟糕的是那块已经快被烫熟的皮肤,正是他的脚跟部位,不但对他穿鞋走路是有绝对的影响,要复原可能更需一段长时间。

    为了让他可以穿鞋走路方便,孝勇想出一个绝妙办法,特地把他的皮鞋的后跟剪破一个口子,缝上一条宽松紧带,让皮鞋和脚后跟不会直接碰触到他那被烫伤的部位。

    在他脚部烫伤的那段日子,有位医生为了表现他的尽职,天天来为他换药,他的精神确定是相当好。可是,一般人都知道,皮肤受伤的话,换药也不宜换得太勤,否则,伤口根本没有保持干燥和休养复合的时间,痊愈的时间当然要比较迟缓了。

    那次的烫伤事件,整整做了一两个月的治疗,终于痊愈,这大概是蒋经国卧病期间,一次最明显的“意外”事件。

    除了烫伤事件之外,蒋经国全身的皮肤也很特殊,比一般人的皮肤来得干燥,经常见他的皮肤像是蛇蜕化脱皮一样,一片一片地脱落,十分可怕,这可能也是糖尿病的后遗症之一。他的皮肤表皮不但容易脱落,而且皮肤的感觉神经很迟钝,时常皮肤破了还不知道疼,多半是我们发现了,才赶快想办法治疗。

    蒋经国怕开“中常会”

    所谓“中常会”并发症,其实就是蒋经国内脏和心理因素综合发生的一种全身敏感症状。

    一般人可能根本无法想像,为什么蒋经国的糖尿病并发症会和他的日常公务扯上关系。事实上,他的病痛的确和他要处理的公务,特别是同他健康时都要亲临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本上,一切的肇因,和蒋经国常年服用类固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类固醇在最初服用的主要目的,乃是针对他眼睛的问题,医生怕他的眼睛因为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所以,不得不长期服用那种俗称“美国仙丹”的特效药。后来,蒋经国经常发生食道过敏的情况,经常会有想呕吐的感觉,这也是医生给他吃类固醇的另一个原因。

    说也奇怪,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是在星期三,主要原因后来我们才研究出来一个结论:原来,蒋经国对“中常会”原本就非常介意,这是他掌握党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媒介和手段,每逢“中常会”,以往他总要借机在会上发表一些重要政策性的宣示,所以,从一开始,他对“中常会”的事前准备工作,便十分重视,把它当作一件最重要的常态工作看待。

    但是,大概是他太重视星期三的这个会议,他愈是重视,他的身体反应也愈是强烈,所以每逢星期三,他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一面恶心呕吐。这时,他只有再服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

    有时,他实在难过极了,以为肠胃有什么问题,请肠胃科的医生来检视,看看到底有没有毛病,可是等医生来做听诊,又一切正常,到底是要吃类固醇还是不吃,真是搞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有时候,身体痛楚到实在出不了门,他只好请轮值的“中常会”委员,代理他当主席主持会议;有时候,他觉得已经有几次没去主持会议的纪录,再不去的话,外面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连续缺席,这会不会导致外界有政局不稳的忧虑呢?他真是考虑再三,最后咬着牙,硬是撑着病体,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开着开着,他的体力有时就出现撑不下去的现象。

    一位在中央党部工作的朋友,有次问我:“你看主席是怎么回事?头歪一边,而且眼睛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开会的发言?”

    为了避免蒋经国在开“中常会”时体力不济,有关方面只有缩短会议时间匆匆结束,这也象征着他的生命已经愈来愈接近尾声。

    然而,蒋经国还是忍着锥心之痛,继续出席“中常会”,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病床上背诵演讲稿

    很多老一辈的朋友如果听过蒋经国演讲,一定对他长江大河似的口才,印象深刻,大部分人都不晓得,他是完全靠背诵讲稿才会如此滔滔不绝的。

    因为蒋经国演讲向来是不看稿子的,多半是他在要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等到临场时,再很灵活地将记忆在脑海里的稿子讲出来,好像是和一个老朋友说话似的,行云流水,十分流利,再配合他演讲时的丰富表情和演讲时的抑扬顿挫,就成为一篇十分生动的演讲稿。

    口若悬河的讲演、略带沙哑的语音,曾经风靡多少男女老少,这便是蒋经国独特的演讲风格。

    晚年,他躺在床上,没事的时候,就在背演讲稿。一次不熟再背诵第二次,第二次不行,再第三次,这样反复背诵,到真正称得上滚瓜烂熟为止。

    记得在1987年“行宪”纪念日前夕,他为了准备到中山堂向所有岛民大会代表演讲,还在十分沉重的病痛中,背诵翌日要去公开发表的演讲稿。当时,蒋经国的视力已经十分衰弱,为此,他的秘书王家驿特地要人写一份特制的演讲稿,专供蒋经国阅读之用。这个特制的讲稿,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有十厘米那么大,因为,只有那样大的字体,蒋经国极度退化的视力才可以勉强看得见。

    那次,我和王家驿各自拉住那张讲稿的一端,蒋经国就躺在床上,看着那份由我们举着的讲稿,吃力地背诵着。虽然,当时他的记忆力尚未明显衰退,但短短的一份讲稿,却花去他好久的时间,他才背诵完毕,然后疲累地躺下去,闭目沉思。

    蒋孝勇担心他没有办法和过去那样,把讲稿很流利地在大会现场演讲得朗朗上口,所以,特地去那年的“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做了一些特殊的布置。例如,在蒋经国要上去讲话的那张讲台上面,制作了一块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主要是为了可以放置蒋经国的那份大字讲稿用的。孝勇是为了防止蒋经国一旦忘了稿子内文时,还可以看看稿子内文,随时可提醒他。蒋孝勇的巧思的确发挥了作用。

    那次的“行宪”纪念日,发生了民进党借“国大代表”举抗议布条闹场事件,民进党人在台下高声呼喊口号。可是,在会场上方的主席台上,蒋经国根本不知道台下在吵嚷些什么。至于台下民进党人举的布条,因为蒋经国视力已经极为衰退,他也根本看不见台下的情况,加上他是忍着身体的剧痛去的,在他发表完简短的致词后,侍卫人员担心他体力无法负荷,便匆匆推着他的轮椅扬长而去。我们随从人员都认为,蒋经国那次根本没有发觉台下有任何异样。

    所以,有人说,两个星期后,蒋经国突然过世,可说是被民进党气死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些牵强附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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