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綎放声大笑，又道，“没说的，请兄下令吧，弟愿做先锋，杀倭贼一个血流成河！”
“好！最不济也要把倭贼赶到海边去，尽复京畿两道。”李如松赞了一声，当下与众将商定好作战方略。
4月16日，备倭经略大臣宋应昌从平壤来到开城，1593年4月17日，日军开始撤出王京，李如松与宋应昌率明军入城，检查仓粟，尚有4万余石，刍豆大略相等。安抚粗定，意欲乘倭退归，待势尾追。
日军在小早川隆景的布置下步步为营，以火枪队断后，数万人交替掩护撤退，刘綎及查大受、祖承训等明军将领自后紧追不舍。
明史《刘綎传》中对这一段说得非常生动：綎趋尚州乌岭。岭亘七十里，峭壁通一线，倭拒险。别将查大受、祖承训等间道逾槐山，出乌岭后。倭大惊，遂移驻釜山浦。綎及承训等进屯大邱、忠州，以水军布釜山海口，朝鲜略定。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日军从王京撤兵只是权宜之计，本打算继续霸占朝鲜南方，但是明军采取了积极的进逼战术，巧妙地突破乌岭天险，最终迫使日军腹背受敌，不得不退守到朝鲜半岛最南端的沿海一带。宣祖李昖在宋应昌的陪同下兴奋地返回王京故都，自此朝鲜国土十复八九，战事告一段落。
朝鲜战争的初战告捷，有正反两方面意义，一方面在明军强有力的打击下，让丰臣秀吉明白了侵略大陆的企图不可实现，4年后虽然勉强发动了第二次侵朝战争，结局却仍然以更加惨痛的失败而告终。朝鲜人民则对中国产生了无限的好感，加之后来的多次朝鲜战争，这种鲜血凝聚的友谊，直到今天依然涌动在两国人民的心底。
但是对朝鲜统治者来说，壬辰战争的胜利却使其产生了一种错觉，作为明廷的属国，如果有大灾难，只要向明一面倒，就将责任移了给人，岂不轻松？而不是想着如何知耻后勇、自立自强。这种依赖思想，让朝鲜在今后400年里吃尽了苦头，直到甲午战争中，清兵在平壤仍然需得独自面对凶悍的日军，而得不到朝方的半点支持。
言归正传，日军一路南撤，经过朝军坚守的晋州时，十几万军队合围，将城池攻破，然后展开了一轮大屠杀，朝鲜军民6万余人惨遭屠戮，宣祖北逃时藏在这里的所有国库珍宝亦被掳掠一空。
（注：在《日本战史の朝鲜战役》一书中，作者为日军的屠城行为这样辩解：“然而，这是鲜将自遭祸，累及城中士女。我军欲脱无辜生灵之惨祸，六月二十七日以宇喜多秀家将军名义，切实劝告开城，可是顽泯之鲜将不听，遂蒙玉石俱焚之灾害……）
晋州屠城，使得明廷怀疑日方是否真有言和的诚意。围绕和战方针，朝廷中党争激烈，互相攻讦，宋应昌虽然也曾上书请求议和，但毕竟是有违本心的举动，见势不好，干脆请求告老还乡，惟独兵部尚书石星坚决言和，认为平倭不利急战，应该先集中力量消灭播州杨应龙的反叛(万历三大征另一征)。
接替宋应昌经略职位的另一文臣顾养谦，对军事更加一窍不通，心中生惧，亦出言附和石星，赞同封关白平秀吉为日本国王，以止边衅。在这种情况下，明神宗采纳了石星的建议，先礼后兵，如果和议有变，再动武不迟，并派使者到日本名护屋与丰臣秀吉做了初步接触。
日军在朝鲜军身上找到了久违的胜利感觉后，气焰重又变得嚣张起来，加之撤到沿海，补给有了保证，于是要求和明朝重开谈判。提出了讲和条件七项：
一、迎明廷皇女为后妃。二、恢复贸易。三、两国大臣之间互换亲善誓约。四、分鲜地为二，北部四道及国都归鲜，其余部分割让给日本。五、朝鲜应遣送王子及大臣各一二人赴日为人质。六、去岁为日方所掳获之鲜王子二人放还。七、朝鲜君臣应亲书誓辞，累世不得达约。(《中日战争史》，卷六，第253页)
这七项条件，可以说是日军前线将领为了取悦丰臣秀吉、并掩盖失利真相的痴人说梦，简直把明军当做了战败一方，连主持议和的小西行长都觉得说不出口，在把被掳的朝鲜王子大臣送还王京的同时，大把大把地塞给沈惟敬金银珠宝，说明这只是给本国领导人看的，请求他不要把日方提出的这七项条件真实地转告明廷。
总监军石田三成则返回日本大阪，以战胜者的姿态向丰臣秀吉报功。丰臣秀吉得报大喜，对爱妾淀姬道：“虽然我军开始战略转进，但毕竟是以一场重大的胜利来作为结束，这可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啊。”
“喜事可不只这一件哟？”淀姬笑眯眯地说道。
望着爱妾隆起的小腹，丰臣秀吉心花怒放：“是啊，咱们的孩子快要出生了，这才是最让我高兴的事情。嗯，得取个好名字，如果是儿子的话，就叫拾吧，如果是姑娘，就叫妙，感谢上苍，让我这快60岁的人还能够有自己的孩子。”这一年，丰臣秀吉58岁。
1593年8月，淀姬生下一子，取名拾，既丰臣秀赖。在这之前，由于无子，丰臣秀吉将自己的“关白”之位让给养子秀次，自己则引退，成为“太阁”，“太阁”就是“关白”禅让之后的称呼。但是亲子的出世，让秀吉对自己从前的决定深感后悔，于是痛下决心，逼着秀次自杀，并诛灭其全家。
安顿好家事后，丰臣秀吉把目光重又转到朝鲜战局上来。这时的朝鲜，虽然没有大的战役，但日军和朝鲜义兵的小规模冲突不断，有时还很激烈；加之海运粮道屡屡被朝鲜水军截断，使得侵朝日军苦不堪言，厌战气氛弥漫，士兵们大批逃亡，劫持军船逃回本土的事件层出不穷。
据记载，当时集结在肥前平户的岛津部队中，有700名士兵拒绝渡海作战并举行哗变。(注：见《日本历史》第十五卷334～339页)
除了逃亡，还有很多阵前起义者，最著名的是日本武将沙也可(朝鲜名叫金忠善)，他归降后教朝方制造日式火绳枪及射击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朝鲜陆军的战斗力。
面对这种情况，日军高层以更严厉的军纪约束士兵，并在国内设立检查站(日文称作“人番留所”)，阻止士兵开小差回国。尽管如此，部队的士气仍然一天天消沉下去。
丰臣秀吉对这些情况并不是太了解，前线将领们总是把最好的消息汇报给他，例如日将伊达政宗在据点周边地区指挥的一次斩首两百余级的扫荡，经逐级上报，最后传回国内变成了一场重大战役的胜利。
丰臣秀吉为此特意写了贺信给伊达政宗表示鼓励，信中写道：接获釜山战果报告表后，得知友军因无法抵挡敌军的攻势而陷入险境，幸好你的勇猛，乃得反败为胜。在当今的日本国内，你的才干无人能比，你的高名凌驾于所有诸侯之上。正因为我了解汝之才干，故赐予汝如此崇高之令名……
以石田三成、小西行长等人为首的前线将领们，一面向丰臣秀吉隐瞒事实真相，一面打着他的旗号派使者小西飞(小西行长家臣内藤如安)到北京去面见万历皇帝，当朱诩钧询问日本为何要入侵朝鲜时，内藤如安回答说，日方向朝鲜示好，希望两国开展文化和经济交流，而朝方口出恶言，羞辱使者，以致翻脸不和。
万历帝虽然不是明君，但智商还算正常，当场批驳了他一番，然后命译官与他议约，要求三事：一勒令倭众归国；二授封不必与贡；三令宣示毋犯朝鲜（注：见《明史》列传第二百八篇朝鲜传）。小西飞一一允从，而没有提及日方交给沈惟敬的七项讲和条件。
有关对答在万历邸钞《兵部尚书石星请视朝礼倭使》一文中是这样记载的：“该部译审倭使小西飞口词，金(讹字，应为釜)山倭众，尽数退归。若得准封(略)，不敢留住朝鲜，又不敢留对马岛，速回国。封之外，不得求贡市，任凭分付，并无他求。”
由于两国的隔阂及官僚作风，明朝廷根本就不会想到这场和谈完全是一场闹剧，沈惟敬以丰臣秀吉愿意称臣退兵以及请求封贡的调子告诉朝廷，而小西行长则以明朝遣使谢罪求和的调子向丰臣秀吉汇报。
双方最高统治者都认为和谈对自己有利，而实际上这只是胆大包天的“明使”沈惟敬与同样胆大无比的日将小西行长为了个人利益，在双方主和势力纵容下导演的一场骗局。
日方提出的七项条件，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是知道的，或许是出于党争的需要，或许是出于其他不可揣摩的原因，他并没有如实上报，只是给了沈惟敬大笔银子，让他用来贿赂日本，希望草草将此事了结。
这笔钱自然落入沈惟敬自己的腰包里，小西行长为了让沈惟敬出力游说议和，好让他对丰臣秀吉有个交代，也不断地给他送金送银，就这样沈惟敬两面受贿，又觉得没有隐瞒上司，至于石大人不向朝廷汇报那是他的事，仅有的一点胆怯心理，也被白花花的银子渐渐消磨掉了。
庞大的明朝和好战的日本，两国间一场严肃的外交谈判居然被这两人视作儿戏，玩弄在股掌之间，也许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但这毕竟是历史上的真实一幕。
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明廷开始撤兵，李如松的大军班师回国。留下副将刘綎率1万人分驻朝鲜各咽喉要地。随着和谈“进展顺利”，明军陆续撤离，到了次年春天，留在朝鲜的兵力已不足5000人。
在日军前线将领百般督促下，朝廷决定以临淮侯勋卫署都督佥事李宗城为正使，五军营右副将署都督佥事杨方亨为副使，沈惟敬为随从，前往日本行册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