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因为‘世上没有白吃的宴席’，我只是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白占的便宜’！”钟平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却将李天养、刘瑞金等人比做“白痴”，“顺便问一句，那个女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你的人吗？”
“不是。”刘瑞金答道。
“一个毫无关系的人？”黎南耸起了眉毛。他历来对非专业人员不抱有任何幻想。
“是一名记者。”李天养插话道。
“怀疑还不仅如此。”钟平感到同盟者加入的力量，“她对华沙、饭店、花园有着那么详尽的描述，但我们却对她一无所知，她是站在哪一边的呢？究竟可不可靠？”
刘瑞金紧闭着嘴。
“她是一名出色的记者。”李天养粗暴地打断他的话，“一个采访过许多世界知名科学家的专栏作家。我了解她的工作状况，也能听出她的声音。”他看了刘瑞金一眼，“她很聪明，具有很强的洞察力。”李天养回应着周围射过来的疑虑的眼神。
“那好吧，就算她没有什么问题。可那个所谓的‘叛逃者’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会不会也跟他所提供的情报一样也是个‘假’的呢？这些会不会是甩给我们的一个诱饵呢？”钟平转向黎南，“在这方面，您和李老板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在某些方面，假情报也是情报，并不会因此而否定他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叛逃者。”黎南谨慎地回答道。
“那个在华沙的，或是其他地方的叛逃者，”袁意峰用拐杖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他还在那里吗？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的人已经找到了穆勒的线索，并开始想办法进行接触了。我想报告很快就会送来。”李天养说。
“时间来得及吗？在欧洲我们的力量可还很薄弱。”袁意峰不无忧虑地说。“瑞金呀，你查过那个叫穆勒的人没有？”他的语气越发低沉。
“只了解到他是在华沙举办这届国际物理年会组委会的赞助商托卡斯公司的一名职员，德裔美国人。现年四十一岁，未婚。他所在的托卡斯公司是美国一家具有八十年历史的公共关系咨询公司，现在是国际物理协会的长期赞助商，同时也为国际能源理事会、国际医学协会等多个国际组织提供赞助和会议服务。公司的多名高级职员都曾有过在美国政府工作的背景。”
“这些还远远不够，还要继续深入调查。”袁意峰眉头紧锁着。
“是。”刘瑞金承认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雷振宇也开始发问了。“难道我们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吗？”
“我来讲几句。”许久没有开口的孙建斌清了清嗓子说道，“首先，我认为必须要以冷静和务实的态度衡量这场危机——请原谅我使用了‘危机’这样的字眼儿——对可能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根本利益所造成的危害和冲击。暂且不提这位提供假情报的叛逃者是谁，他今后打算如何与我们合作。单就他所提供的这份假情报而言，无疑就是想掀起一场针对中国的阴谋，其用意是想利用我们与美日等国之间早已存在的互不信任、相互猜忌的对峙心态，蓄意诽谤和中伤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进一步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恶化中国的外交环境，从而达到阻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的。”
“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李天养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讲话。
孙建斌并不理会他的态度，继续字斟句酌地编织着自己的思路。
“我的建议是，第一，利用即将召开的第十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契机，由中央首长通过电话与几个主要的核国家首脑通话，重申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忠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各项义务，致力于加强条约的普遍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全面、平衡地推进条约关于核裁军、核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的三大目标，并将继续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进程。”
“其次，通过我国驻联合国裁军大使在此次审议大会上的发言以及驻外使馆等外交渠道向各国表明我们针对核不扩散条约的一贯态度，并在国内外的主要媒体上开展一系列宣讲活动。”
“最后，也是最难做到的。”他停顿了片刻，“组织一个专家小组，或称一个代表团前往m国进行最大限度的沟通——因为，可能爆发的核危机与m国的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
“怎么沟通？”袁意峰追问道。
“揭露此次假情报的全部事实，并对他们的‘主动措施’予以谴责。”孙建斌平时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倏然消失了。
“其实，这只是来自于一种假设——假设叛逃者来自于m国，假设这份假情报也来自于m国，假设这份情报只是针对于我们的。”孙建斌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李天养也点点头，“假设这里不会有人泄露消息的话。”
“一旦走漏了消息，”黎南的表情变得严峻和可怕起来，“那么，我们这里的其中一个人就要承担起责任。”
时间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中流逝了片刻。
袁意峰把玩了一下手中的拐杖，抬头扫视了大家一眼。“那么，我们就这样决定喽？”他凝视着黎南，“下一步你的工作会更重一些。也许我们cia的朋友可能还在怀疑我们的勇气和能力。”他点了点头，便站了起来，将面前的小录音机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大家也都一个个站了起来，跟随着袁意峰、雷振宇依次走出房门。
行走中的袁意峰突然转过头来，盯视着刘瑞金。而刘瑞金一边走，一边正低着头把录音磁带装进他的公文包里。“听说，你的录音带有两盘，可你只给我们放了一盘。”
“是的。另一盘与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无关。”刘瑞金注意到走在前面正放慢脚步的钟平。
“噢。”袁意峰将手中的拐杖在青灰色的仿大理石地板上拖拉着，往前挪动了几步又马上停了下来。“你们自己不做假情报吗？”他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刘瑞金。
“是的。我们只是截获、跟踪、分析和破解假情报。”他迎着老人的目光微笑着。谢天谢地，钟平等人已经转过了走廊的拐角。
“嗯？”老人松缓地移动着脚步，脑海里反复思索着——假情报这是他许多年前就曾见识和运用过的一种特战工具。在种种的掩护和伪装后面，更加需要的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智慧和勇气，而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整个的战略态势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判断和掌握。而这，便是实施“假情报”即“主动措施”之根本所在！
“我们先是通过各种渠道，”刘瑞金小心翼翼地说着，“查找并发现可疑的假消息、假情报，然后追踪它们的源头，然后再深入地分析和研判其假情报运用的战略或者战术目的；追查这些假情报的制造及使用者，最后彻底揭露和粉碎他们的阴谋。”他注意到了老人专注的神情，有意地停顿了一下。“说句题外话，现在假情报的手段和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了科技和经济领域。因此，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针对那些所谓的‘假情报’，展开广泛而又深入的调查分析，找出它的破绽和致命的弱点，并抢在它摇身一变而成为真理之前，将其击垮击破。所以，时间才是我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
“那就是说，你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追查、跟踪到这些谣言的发明者和使用者了？”尽管袁意峰的语气还存在着疑惑，但他的脸上已浮现出难得的笑容。
“‘假情报’，是谁发明了这个可怕又令人厌恶的名词？”老人有些疲惫地摇摇头，昂首步入了他的随行警卫的行列中。
刘瑞金看着一行人远去的背影，转身朝着走廊的另一头走去——在那里设有直接通往机密档案室的电梯。他拎着手里的公文包，感觉着公文包里那两盘录音带的分量。讲述华沙事件的录音带，已经对安全调查委员会所作出的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出于职业需要，他和李天养对楼燕描述她在巴黎遭遇的另一盘录音带更感兴趣。虽然委员会接受了孙建斌的建议，也作出了具体决定，但委员会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还是要通过楼燕所提到的那个“可能的叛逃者”来得以印证才行。钟平说得没错，也许只有得到了“他”，才能真正地解开这个谜。但这需要时间。
是的。“叛逃者”还在潜逃，而那份材料更像一枚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的重磅炸弹。一切有赖于“叛逃者”的成功逃脱——楼燕本人奇特的“华沙—巴黎之行”决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或是孤立的事件。而有关“叛逃者”的所有线索都集中在她的身上，那个“叛逃者”很有可能还会通过她与自己联系。要派人牢牢地盯住她的一举一动。
也许监督和保护楼燕的工作由自己亲自担任会好一些。一方面可以直接通过她掌握到有关“叛逃者”的信息，能够反应及时，也便于保密；而在另一方面，楼燕的安全关系重大，且周边的人员众多、环境复杂，让别人来做他还真有些不放心。此外，据他的观察，楼燕是一个极其敏感、挑剔的女人，一般人很难接近她，所以，此项任务非他莫属。
他步履轻快地走进设有警卫的电梯间，意外地发现自己处里的两个人——蒋丹和姜炳华也站在那里。
“头儿，会开完了？”蒋丹笑嘻嘻地打着招呼。
“是呀，还没吃饭吧？都九点多了，会议开得怎么样？”姜炳华也凑上前来。
“开完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刘瑞金看着高挑、英俊的蒋丹问道。
“刚取了一份资料，李老板要用。炳华闲着没事，陪我走走。”蒋丹扬了扬手中密封着的档案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