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志，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1932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无一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做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100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年5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14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宴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入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活了。”
沈醉随戴笠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任务后，很快回到上海，并按戴笠的教导，对情报组进行整顿。通过抓小辫子、杀一儆百以及金钱名誉引诱拉拢的办法，很快使手下的特务一个个刮目相看，服服帖帖。因而也更受到戴笠的青睐和培养。有一次，沈醉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叫胡继业的情报员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并悄悄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居住。沈醉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决定到南京直接向戴笠汇报。适其时，戴笠儿子戴藏宜因与沈醉相处很好，一次私下向沈醉借了300元公款出去胡花，快到发饷时，戴藏宜仍不能归还，沈醉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南京去向戴笠讨债。戴笠初听沈醉向他要钱，一时不知所以，等到问清缘由，不由得哈哈大笑。本来，戴笠的凶狠冷酷，在特务中是出了名的。一些跟戴笠多年的老特务，在他面前也不得不唯唯诺诺，恭恭谨谨，敬之如鬼神。但奇怪的是，沈醉这个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年轻特务，却能在戴笠面前谈笑自若，爱嗔自然，而戴笠也不怒反喜。他听沈醉说完，连连表扬沈醉做得对，当即给沈醉开了一张300元的支票让他到会计室支取。子债父还以后，沈醉接着汇报了胡继业一事，并建议开除胡继业出情报组。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干掉他。沈醉当时仅20岁，当听到要他亲手杀人时，极其惶恐地加以拒绝。可是戴笠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说：“不！我就让你去。”并开导他如何进行心理平衡：“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就是为民除害。”接着，戴笠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处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杀人的办法。临走时，又给沈醉写了一张发“特别费贰百元”的条子，作为杀人的赏钱。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领到一把削得又薄又尖的有毒的竹刀，又领得200元特别费，回到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和团体纪律的威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心理解脱下，利用去看望胡继业的机会，将胡继业刺死。从此以后，沈醉在戴笠的精心培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1934年底，戴笠提拔沈醉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沈醉从此对戴笠更加忠心不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由此看出沈醉的分量，托人传话给沈醉，要收他为徒，加入他组织的“恒社”。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誉地位，此举不啻是项殊荣，但此时的沈醉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以杜月笙的阅历和手段，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在重利之下不上钩的。于是，过了不久，又买了一部豪华轿车送给沈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杜月笙看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拒绝的。沈醉虽然很喜欢这辆轿车，但他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受了杜的汽车，就得被杜利用，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戴笠给的，只应效忠戴笠，不应该再去效忠他人。于是断然退回轿车。此举连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沈醉的忠心和戴笠的厉害。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和杜月笙的青帮组织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争夺人才十分激烈，戴笠和杜月笙为了彼此利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加以默许。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淤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黄埔四期生王兆槐就是杜月笙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手下的弟子陈默也是被戴笠拉进特务处的特务。现在沈醉年纪轻轻，居然能对戴笠矢志不渝，就是杜月笙也深为佩服。戴笠不久从杜月笙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内心极其骄傲，对沈醉简直是到了十分宠爱的程度。他特地把沈醉叫到南京，陪他一起吃饭，以示恩宠。然后详细问了杜月笙拉拢沈醉的过程，听完后，戴笠又高兴又得意地拍着沈醉的肩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此后，沈醉大走鸿运，很快被提升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官邸又叮嘱一番道：“好好好，你们赶快去找，务必要把他找回来，你们要不惜一切把他找回来！我刚才又问了一遍，各处都没有发现这架飞机，准是在共区了！好好好，你们到共区去吧！”忽地又问沈醉：“你会不会跳伞？”沈醉直挺挺答道：“不会。”蒋介石一怔，说道：“不会跳伞那怎么成？”又问毛人凤道：“换一个能跳的人去吧。”毛人凤不便告诉他旁人没一个肯去，情急智生，说道：“问过了，都没有跳伞经验。”蒋介石急道：“那就练习，你们今天下午带着医生、报务员先练习一下，明天便动身。”至于跳伞是否能在一个下午学得好，到时会不会跌死，蒋介石倒没想到。两人正在告辞，不料一声“且慢”，蒋介石又说：“我来写几句话！”接着拉开抽屉，取出一张信纸，写了几行字便要秘书拿去盖印，然后再给沈醉，只见那是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令”，上面写道：“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