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这种管理模式值得研究、学习和借鉴。
国家应考虑在民办高校中试点独立考试独立招生制度。在我国，已有一部分省取得了自主审批设立民办高校的资格，解决了民办高校的发证权问题，为民办高校的大力发展，从根本上奠定了基础。要使民办高校更具有竞争力，就要在招生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要看到国家统一高考、统一招生的方式是利弊参半。我国高校众多，地域有别，办学水平不一，差异很大，统一考试的方式必须改变，公办高校要实行独立考试和招生，会出现报名人数太多和招生名额有限的矛盾，使考试组织、录取等一系列工作过于庞杂。加之公办高校的经费来之于国家财政，本身收费又低，统一招生能相对体现社会公平，因此独立考试、独立招生在公办高校难以推行。而民办高校却自诞生那天起，实际上就在独立招生。这些院校在国家没有给予统招计划及发证资格的情况下，通过独立招生取得了较快发展，如果对具备发证资格的民办高校试行独立招生显然具有明显优势，国家只需要对其办学条件、办学资格、总体规划进行宏观控制，至于办学质量则由社会通过对其毕业生的使用情况来评价。日本的国立高校实行统一考试、统一招生，而私立高校都实行独立考试、独立招生。因此，在民办高校中试点独立考试独立招生，既为我国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改革解决一个试点、试验问题，也为促进民办高校办出特色和解决生源困难起到积极作用。
(摘自胡建波《对民办高校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们正处于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在2005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将超过15%，接受高等教育正在成为每一个青年的权利。在今后几年间，民办高等院校将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核心力量。
千千万万的学生和家长，政府、教育界、学术界，都在高度期待和关注着这一进程。
西安欧亚学院秉持兴办“百年名校”的理想，一直在学院财政与管理，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师的聘任、培训和社会化，考试方式和授予资格，教学和科研，学生入学和选拔，学生职业素养和就业安排，学生住宿和学习环境等方面进行严肃的探索，力求引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新走向。
我们满怀理想，目光远大，以积极的姿态承担历史使命，在中国社会、经济、教育、文化激荡的回声中，构建这片理想的高地，领跑中国民办高等教育……
(资料来源：http://bbs.yuloo.)
第四部分有识无畏黄藤(1)
“淡泊、无畏的心态决定了我们最有前景”
张西安民办高校的发展在全国已经形成了很明显的群体优势，上了万人规模的民校就有5所，您认为这5所大学中，哪所最有前景？
黄藤我们最有前景！
张您认为外事学院办学的优势在哪里？
黄藤我们现在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比较客观地看待事物和办学校，这是外事学院能够发展、成功的重要因素。现在的外事学院从1994年办学之初就完全是以公益为目标的，所有事情都以学生利益为出发点。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1994年我们个人决意把学校作为自己事业来做的时候，经济基础已经得到解决。第二就是一种心态，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总想实现点抱负、做点事情的心态。
张为什么说完全排除了自己的利益呢？
黄藤我这一辈子活过3次。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其他的改变，那么就是助教到讲师到教授。我参加我们老教授的退休欢送会，这强烈地刺激我：这就是我的未来。所以我比较求变。第二次是国外留学，从日本到新加坡、澳大利亚，我把国外的整个生活作为第二生。第一生中我苦苦挣扎、追求的是人的生存问题。当时的工资不够养家糊口，想住大点的房子、买辆好自行车、新的衣服。国外的几年生活在我当时看来是中国人50年以后的生活状态。
但接下来就很痛苦，1994年我做了抉择。当时我在国外吃了很多苦，刚刚能稳定地生活。1990年我在国内就注册了学校，1992年注册了外事学院。尽管我当时不在国内，但学校一直在办。主要的力量是胡建波。学校是我的，法人是我。我是主办人，我们也算是合伙人。1994年我有一个痛苦的选择：我们在租别的中学的校舍。学校当时已发展到800多人了，别人的校舍已经容纳不下了，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校园。这就要一笔大的资金，而我当时又不在国内。有人已经揣摩出我可能不回来了，他们就说给我一个学期的收入大概100多万到200万，你就不管了，这个学期过渡完，这个学校就算卖了。当时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艰难。你说走人了，呆国外不回来了，反正你在国外也有钱了；还是说回国，重新办学校？但最后我毅然回来了。
我有这么一种信念。因为知识分子嘛有精神追求。要是在国外呆，那就是挣钱，你没有任何政治、人格归属感，那种很孤寂、很失落的感觉是很强烈的。不管你有多少钱。你不能进入它的主流社会，对知识分子来说着是很痛苦的。第二，当你站在别人的国土上，你不由想起的是自己的家乡和国内的人，想起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所处的生存状态。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状况改变一点，那给自己的心理安慰决不是在国外做事所能得到的，在国外无论你做得多大，都是给别人的社会做贡献，而且你受到很多制约。
“三生”人生就是在那时思考的。如果我总结出我的经历，我两辈子都活完了。该享受的都享受到了，生命的长短无所谓，如果没有质的变化。因此从我抉择回国开始，就不再考虑个人的经济利益。那么当时就两个目的。第一：做一点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事情；第二：帮助一下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改变一下他们的生活状态。但还有一点，我在国外的时候帮过很多人的忙，那时我在做劳务输出。出国的人都有一个经历：转换身份、转移资产。因为国内很不安全，当时包括现在法制都不是很完备。这种情况下容易做事、空间多；但也容易出事，随时可以找个理由收拾你而且可以倒算帐，甚至10年前的帐。
从踏进国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自己，不要以为你的本意是贡献就一定要尊敬你、给你好的待遇，有可能完全适得其反。从踏进国门的那一刻起，我连做监狱的准备都有了。当时一回来有个记者就采访我。我说我把这个事想透了，坐牢也要坐在中国的监狱！他就写了篇文章：“坐牢也要坐在中国的监狱”。这不是说我们坐牢来了，我们是干事来了。这说明我们的心态已经调整过来了。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做好遇到任何可能挫折的准备。我是奔着成功的追求、荣耀的追求来的。这就是我的第三次人生。
张如果真是如此，那您的这种心境是很难得的。
黄藤那么你要问谁最有希望？我们最有希望。第一，我们有现在的心态，因此我们大踏步地建设自己的校园。1994年民办学校没有拥有图书馆和体育场，那时收费也低。学生400元一年，后来800元一年，根本不可能设置这些。但我当时就本着这样的心态：既然办一个大学，就要像一个大学，我们不能辜负来求学的孩子，必须对社会和家长负责。因此我们在一个不大的场地里建设了一个标准的体育场和一个规模不大的图书馆。
我当时踏进国门的第一天就立誓为中国办一个3000人的大学。当时中国大学平均人数还不到3000，我所在的大学直到我回来还只一千多人不到两千人，那么我靠个人的力量能办起一个3000人的大学，我觉得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第一年建设了一半，钱不够，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后来有一家信用社给我们借了30万，解决了燃眉之急，但也不解决根本问题。但我1994年一年就招了2400人，学校所有宿舍排满。又到1公里之远的招待所去租房子，让保安护送学生上下课，因为民办学校出不得事情。我们很快就调整目标：3000人少了，又调整到5000人。这就找了三桥学区，这个学区按6000人规划。和预期一样，两年时间就超过了。我们进一步调整目标，把规模锁定在1.2万人，确定了现在的鱼化校部。这个校部确定以后，根据条件，再也不能扩大了，所以，3年来每年只招4000人，决不多招。学生非常多，我说无限地招无限地盖房子。1万人的民办学校我想都没敢想过，但是现在完全到了3万人的规模。这就是我们在民办教育中发展的一个历程。但即使到了这么一个规模，我们董事会多次开会，在我个人的主张、坚持、带动下，大家一致同意外事学院的董事不要股份。所有外事学院个人的投资不拿回报，必须把外事学院建成国内一流的、真正替家长着想的、替民办学校争光的民办学校。
张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取得共识？
黄藤谁不能取得共识，就退出董事会。在办学过程中有退出的。我必须找一帮和我办学理念一致的人来共同做这个事。我要求大家甘于奉献，当然我保证大家的基本生活。老师的生、老、病、死全由学校管，住房学校提供，交通学校提供。我必须保证我们董事的生活水准在社会中上层，我们并不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不主张把学校发展的资产划分在个人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