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因为蒋经国在上海讲过那番话，不少第四队的队员对此耿耿于怀，而蒋经国却事后不加兑现，难免引起被遣散队员间的尖锐反弹。
在长安东路时，还有一次特殊事件，是让我们同仁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戡乱建国总队”的请愿事件。那次的请愿事件，让我们四个守护长安东路官邸的便衣卫士同仁，全部被以处理不当的理由，调职查处。
那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长安东路值班，突然来了一群自称是“勘乱建国总队”的人，起先我们也并不清楚他们来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同仁就走进官邸，向蒋经国报告，说外面有一些人要求见。他问来者是谁？我们就说是谁，他一听说是“戡乱建国总队”的人，就摇摇手示意不见，并且很直截了当地说：“告诉他们说我不在！”我们也不知道当中有什么玄机，可是主人说不见，我们又岂能再多说什么话，就走出去向在门口等候的人说：“蒋先生不在，你们走吧！”可是谁晓得这些人不相信，就在门口大吵大闹起来，有的人在门口大骂，骂得相当难听，有些话简直不堪入耳。
“哦？不见！过去我们出生入死，现在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
“避不见面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见也要见！他明明说过，他有饭吃，大家都有饭吃的，现在他有饭吃，可是我们没饭吃啊！”
我们看现场愈吵愈乱了，只好找人来支援，总算在大家轮番劝解下，这些人才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蒋公馆。
不一会儿，蒋经国把我们叫到他的屋里，他不分青红皂白，劈头就是一顿臭骂：“你们是怎么处理的，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好？你们全部给我滚蛋！马上滚！”在他一阵连珠炮似的痛骂以后，我们当然只有卷铺盖滚蛋的份，隔天，我们就被调回原来的便衣组里，换另外一批人去服侍蒋经国。
除了这次被蒋经国“扫地出门”的经验，还有一次是在1978年，刚进“七海”不久，蒋经国叫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几个副官，说经国先生要我们回慈湖，七海官邸暂时不需要我们。那时我们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但也不能去追问啊！只有默默走路回慈湖，不久，蒋经国大概觉得这样做会引起我们心里不平，因为我们自省的确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会叫我们走路呢？他叫他的副侍卫长跑来跟我们讲：“总统要我来和你们讲，上次并不是你们表现得不好，也不是你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是总统一见到你们就不知不觉想起老先生，他于心不忍，所以就请你们回到慈湖，没有别的意思。”
在副侍卫长来解释之前，我们两个副官本来是认为，大概是经国先生不希望再在七海官邸延续以前士林官邸那一套老的制度，而要以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因为，在我们印象中，曾经听过蒋经国说，要把士林官邸的一切坏习惯都要统统革除掉，他对老先生时代少数侍卫人员，假借官邸的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作威作福，十分厌恶。可是，他并不清楚，真正做这些事情的人毕竟是少数人。然而，他不管这些，反正士林官邸的老人，能够不用就不用，如此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做法，当然令人寒心。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蒋经国的双重标准。以前，在八胜园时期，蒋经国有一个得力干部姓张，这位得力干部后来由蒋经国派他去日本当特派员。张特派员到了日本，不久就迷上了一个日本婆娘，并且有意纳为妾，这件事马上就被张特派员在台湾的元配知道了，立刻跑到蒋经国面前哭诉自己丈夫的忘恩负义。张太太吵了几次，蒋经国实在受不了，就干脆把这个张特派员调回台湾，从此被打入冷宫，再也翻不了身。
不论这些事件的是非曲直如何，以我自己来说，在服侍过老先生以后，再到蒋经国身边工作，两相比较，蒋经国的确予人一种讳莫如深和高不可测的感觉，即使像我这样一个熟手的工作人员，都时时有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
在他的家族里，特别是在老先生面前，他永远是把最好的一面给老先生看。这一点，和他的弟弟蒋纬国截然不同，蒋纬国总是在老先生面前反映一些不好的问题，可是人多半是喜欢听好话的，尤其是老人更不愿听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偏偏蒋纬国就是喜欢提一些问题告诉老先生，难怪连老先生都不禁有些怀疑，为什么蒋纬国老是给他“找麻烦”。因而，老先生对蒋经国自然愈来愈有信心，对蒋纬国就没有那样的推心置腹。
对外的形象上，蒋经国曾经不只一次地对人讲过，他只有在和人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他感到最高兴的时候，这也是他之所以从当上“行政院长”以后，就在全台湾各地马不停蹄地到处巡视，却从来不会喊累的原因。但是，在有些侍从人员心目中，蒋经国这样的行为其实只是要凸显他所谓的“亲民”作风，在他回到官邸之后，他涣散的体力使他开始觉得面对民众，竟是那样累人。尽管面对人民是一个政治人物确保权力的不二法门，可是，当每天都周而复始地重复一件事情时，再有耐心的人也会开始厌烦，何况，蒋经国那时糖尿病已经慢慢严重，如果每天马不停蹄地跑，难免会有生厌的时候。
他的双重性格有时也会在我们的面前不经意展现出来。例如，我们刚到“七海”的时候，他对我们的信心还不是很够，有时候，他在自己卧室接见党内的重要干部，看到我们在旁边，就故意说：“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其实就是示意要我们回避，等我们走开了，他才敢和干部开始讲一些重要的话题。
然而平实地讲，蒋经国毕竟不是神，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既然是人，他就有人的喜怒哀乐、有人的七情六欲、有人的长处和缺点。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看待蒋经国，就不会有不平衡的感受。
为人处事神秘兮兮
蒋经国的为人处世，永远是一副神秘兮兮的个性。
从前面我提过的七星山迷路事件，就可以想见他的独来独往性格；在此之前，在长安东路时代，蒋经国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带了一个司机，开着车出去到处跑，也许是他的任务需要，也许是他有另外的原因，他的司机经常抱怨“找”不到他，因为蒋经国如果发现一个人比较方便，就随时伺机把他的司机给摆脱掉，一个人再搭别人的车子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至于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
早年如此，到了晚年时期，蒋经国那种神秘兮兮的性格，还是时时自然而然地流露在生活之中。记得有一次，他在“荣总”住院，“总统”车队还故意在他的座车上安排了一个假人，坐在主位，然后每天夜晚时分，叫车队开回七海官邸，第二天早上再开回“荣总”，用这样的方式企图去掩人耳目，其实，比较细心的人早就知道蒋经国是躺在医院里面，用不着以这样掩耳盗铃的方式去欺骗人民。
蒋经国生怕自己的病情会影响岛内的政局发展，所以早期他对住院是非常排斥的，非不得已，绝不住院。
在“荣总”看病住院，为了保密起见，蒋经国也都有化名，所谓的化名，其实就是用我们侍卫或是副官人员的名字。
最早，他在“荣总”验血，就是用我翁元的名字，后来，又用副官王文浩的名字。有一次，我自己要去“荣总”看病，也需要抽血检验，自己的名字给蒋经国“借用”了，自己只好用“翁一元”这个名字去验血。验血用化名，主要是医生基于保密的原因，所以才想出用我们副官的名字的点子，当然这和蒋经国本人无关。但是，也算是在蒋经国身边发生的一段妙事。
谁开罪他谁就得倒霉
一位士林官邸的老长官告诉我：“你若是看到蒋经国脖子发红，就要小心了，这表示他要‘杀人’了！”
当然，蒋经国大概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可是，他的这个形容，却具体而实际地说明了蒋经国性格上的某些特征，这句话表示，千万不要得罪蒋经国，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不客气的。
“总统府”有某位科长，平日对外交际很有他的一套办法，有半年时间，突然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大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后来，大家才晓得原来他被关在警总保安处，也就是台北西宁南路的一处神秘处所，至于他为什么被关在保安处，大家都是一头雾水，最后还是他自己出狱后，向大家隐约透露了一些原因。
这位科长本来是跟着老先生的军职人员，后来转到文职工作，他的社交一般认为是比较复杂，平日处理事情又喜欢超越自己的职权，可能因而触怒了蒋经国，可是他自己却不自觉，被警总“请”去半年，后来查不到什么犯罪的证据，才无罪开释的。
出狱之后，这位科长再也不敢提起被关的这段往事，后来索性离开公职，到一个民间机构去工作，远离是非之地。
可见，蒋经国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有很强的威权性格，这也是中国的政治人物一个很平常的通病。
表面上，蒋经国时时刻刻一副“亲民爱民”的形象，在外面和人接触，也一向是笑脸相迎；可是在家里，他永远是下人心目中的君王。甚至到晚年，他的侍从医官为他治病，都受到他的威权心态的影响，必须随时留心，深恐一时让他不称心而遭受调职处分。就以他的眼睛为例，1986年6月，他从陆军官校参加校庆活动回台北后，到达官邸，他照往例往床上一躺。